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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超前觉醒 胡适、陈丽桂都说王充有“科学精神”。韩通仙认为，王充《问孔》、《刺孟》打破儒者们的偶像崇拜，“颇合于英国近代经验派哲学家及现代美国实验哲学的精神”(((中国中古哲学史要》，正中书局版)。前者指培根，后者指杜威。日本学者森三树三郎说:关于无神论观点，“现代人亦与王充之立场相同”，并且，“王充所提出的问题，可谓已超越乎历史而仍然成为现代人之课题矣。”日本又一学者渡边秀芳说，王充破除汉代诸迷信时，“一一引证，穿微入细，使人感到一种痛快味。所以本书不仅是汉代宗教史上的好史料，在邪教横行的今日，尤有精读之必要。”(《中国哲学史概论》)徐道邻说:“他在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是无人能否认的。尤其从现代学术的立场来看，中国过去的思想家在思想方式上、在学术气息上，再没有人比他和现代人更为接厂的了。”又说王充“长于严格逻辑的思考和细微敏锐的观察”，又有“非常健全的知识论”，是个“了不起的心理学家”(《王充论》，见《东海学报》第3卷第1期，1961年6月)。黄云生总结说:“就整体而言，《论衡》一书，充满革命之精神，洋溢批判之气息，尊崇怀疑之态度，倡导独立之思考，黯伪存真，劝善惩恶，宗旨实为至大至正。”(《王充评论》，三信出版社，1975年版)。 现代，对王充及其《论衡》虽然好之者颇众，而攻之者仍不绝人。现代攻王充者以劳思光为主要代表。他在《中国哲学史》第二册中对王充《论衡》的评价是“无明确深切之理论或见解”，“理论却浮浅脆弱，对先秦诸家之深切处均无了解，又不能自成一系统，仅可看作一堆批评意见及质疑之语。”“至于近人以‘革命性’一类词语形容(原误印“客”)王充其人其说，则更失之远矣。”“若谓王充为‘有科学思想’之学人，则更属无稽之语矣。”“开出魏晋南北朝清谈之风，王充即此一趋势之代表人物。”(《中国哲学史》，三民书局1981年版)除态度明显，似无可肯定之处。另外一些人则不同，认识有变化过程，评价有前后高低的不同。例如冯友兰在1933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中对《论衡》的评价是:“《论衡》一书，对于当时迷信之空气，有摧陷廓清之功;但其书中所说，多攻击破坏，而少建树，故其书之价值，实不如近人所想象之大也。”时隔三十年，他在1964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中作了新的评价:“正在官方经学和唯心主义阵营努力加强其地位的时候，唯物主义哲学阵营里出了一个大哲学家，王充。他的哲学体系完整，斗争性极强。在两汉哲学斗争的战线上，他是唯物主义阵营的主将，他的哲学体系是董仲舒的哲学体系的对立面。”既是大哲学家，又是斗争的主将，哲学体系完整，斗争性又极强，那么，王充《论衡》的价值，就不可说不大了。到了1975年，徐复观在《两汉思想史》卷二增订再版的“自序”中说:“几十年来，把王充的分量过分夸张了。本书中的《王充论考》一文，目的在使他回到自己应有的位置。在这种揭破的工作中，应当引起研究者乃至读者自身对感情与理智的反省。就东汉思想而言，王充的代表性不大。” 这里有些问题值得探究。首先是代表性问题。就东汉思想而言《白虎通义》最有代表性，它是全国经学家深入讨论再由皇帝裁决的官方文件，它代表统治者的思想。但是，王充是另一方面的代表，代表在野的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愿望。而书的价值并不是由代表性的大小决定的，而代表性问题也是变化的。王充思想在东汉代表性不大，在东汉末期至魏晋时代，代表性就大起来了，而《白虎通义》却相反。 其次，有特色的书在社会上的反映也有特点。《论衡》在历史上“攻”、“好”长期并存是一大奇观。倘若将‘攻”、“好”言论细加研究，就会发现其内容和时期都不相同。“攻”主要在伦理方面，不尊敬上天，不迷信圣人，违背了封建伦理。“攻”的时期往往在封建社会比较稳定，思想控制比较牢固、严密的大一统时代。“好”主要在知识学问方面。王充博学多才，雄辩有力。当封建社会秩序混乱思想失去控制，学术界可以平等讨论的时候，王充思想就受到普遍重视。统治者一旦树立权威思想，以势压人，不讲道理，王充思想就被打入“异端”，只有在野的思想家暗地喜好它。在不平等讨论时，思想服从权威。在平等讨论时，思想服从真理。真理的权威只有在平等讨论中才能确立。在不平等讨论中，往往以权威压制真理，或者以权威冒充真理。王充思想的真理光辉在封建统治思想失去权威以后才能大放光芒。由于社会原因，对王充思想的评价会有高低变化，但不能由此而认为王充思想在社会稳定时期代表性不大，价值也不大。 另外，徐复观说:“灾异说把皇帝的精神压得透不过气来”，王充提出天道自然观，“把感应灾异之说打倒了，而一切归于不可知，亦无可奈何的命运。这对于皇帝，对于朝廷，的确是精神上的一大解放，同时也是在政治上他的一大贡献。”但是，历代没有一个皇帝好读《论衡》、也没有一个皇帝读了《论衡》就会“精神大解放”的。徐复观这种说法大概也是“出于想象”上. 当然，徐复观对王充只是有些贬抑，还常常说一些肯定的话，‘如说:王充“在伪中求真”，“不仅是非常合理的态度，而且在研究传说性的历史时，是非常必要的。”对雷的解释，应当算在他所作的各种解释中最好的解释。”实际上，他对潮汐、雨谷、吞蛙等的解释也非常科学、精彩。总之，徐复观对王充有所肯定，肯定的内容要比劳思光多一些。我们认为，王充旨在求真，所以在伦理方面求善和在艺术方面求美讲得少一些。而在知识方面讲求真，特具科学精神。他对自然客观性的信仰、对描述精确性的强调、对理论实证性的注重、对科学创造性的追求，都具备了现代科学的基本精神。这些科学精神使得《论衡》才可能在现代科学的时代大放异彩，令人感悟。一千九百多年前的古人而有现代科学精神，说明王充超前觉醒了。正如朱亚宗所说:“王充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也是远远超越时代的具备了完整科学精神与气质的最早一个思想家。在王充身上，人们看到一种近代科学精神的超前觉醒。”(((王充:近代科学精神的超前觉醒》，载《求索》1990年第1期)在先秦，孟子、庄子、荀子都有很高的哲学水平，在《管子》、《吕氏寿秋》和《墨辩》中都有一些具体科学的内容。但是.它们的科学精神都不太突出，而王充《论衡》则富有科学精神。这种科学精神到了近代由于西方科学的传入才被重视起来。在整个封建时代，这种科学精神跟封建思想总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在近两千年前，王充就有这种精神，是一种“超前觉醒”。 王充为什么能够“超前觉醒”呢?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他能独立思考。他自幼学的就是经书，但他不迷信经书，“经明德就，谢师而专门”，不守师法，不搞章句之学，这样才能摆脱旧学的束缚，冲破世俗的陋见，研讨自己感兴趣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其次，凡事能从客观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分析各种间题，这是觉醒的根据。他根据温湿生虫的事实驳斥虫灾是所象类的官吏导致的说法。根据潮汐与月亮相应的事实驳斥伍子胃冤魂为涛的传闻。考察雷击现场，以为雷是火而不是天怒，也不是天取龙。这些研究都是首先承认客观实际，并用客观实际来判定理论的真假是非。 董仲舒从当时社会的思想实际出发，用“天人感应”的唯心主义形式来论证自己的政见。当近代科学兴起以后，董仲舒“天人感应”论就没有了立足的地方了，受到广泛的驳斥与批判。王充正与此相反。他从客观实际出发，否定世俗陋见，受到封建时代的俗儒的普遍反对，到了近代以后，由于基本符合科学精神，而受到热烈的赞赏。董仲舒圣其时者，王充显于后世。所谓各得其所哉!由此可见，“超前觉醒”的哲学家、思想家生前必然多苦难，千载之后有知音。苦难生活，忧患意识，是促成“超前觉醒”思想家的重要动力。这是原因之三。 原因之四是王充的博学多才。他对于古今事件、天文地理、诸子百家、经传截纬，无所不通，民间迷信，风俗习惯，也多有了解。这对他来说，是比较分析的重要依据，也是避免狭隘偏颇的重要条件。如果没有历法地理方面的知识.他就无法解释“邹衍一叹，天为陨霜”的现象;如果没有医药方面的知识，也就不能说明楚惠王吞奸而腹疾愈的问题;他还将天文学、气象学、声学等知识运用于反驳与证明，否定天人精神感应，确定天道自然论。王充不但知识丰富，而且能够融会贯通，灵活地用来阐述辩证法道理，以驳斥无稽之谈。王充对许多问题的认识比别人深刻，经得起历史考验，除了博学之外，没有对地位、刊益的任何顾忌，没有奉承上司的念头，这也是他诚心求真，闭门潜思的重要原因。王充《论衡》经过近两千年的反复讨论，反复检验，我们尚未完全认识其中的科学价值，还要继续深入研究。 原载《哲学研究》，1992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