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桑弘羊—西汉农丞(大臣) 论文摘要：法治思想是桑弘羊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强调“力”、“刑”，主张完备立法和轻罪重罚，对当时政治、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种思想的产生不仅有其历史基础，更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对今天推行法治也提供了许多启示。 应该采取“德治”还是“法治”是先秦儒家和法家长期以来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孔子基于对人的尊重和信赖提出了“德治”，其主要内容就是以教化代替刑罚。先秦法家则依据人性“好利”之本性，提出人性有趋乐避苦的倾向，因而必须实施法治，即通过严刑峻法来治理国家。徐复观言：“法家政治，是以臣民为人君的工具，以富强为人君的唯一目标，而以刑罚为达到上述两点的唯一手段的政治。”这种思想与君主专制的关联度甚高，它“把君主推到了‘法’也不能治的独裁寡头地位，‘明法’、‘督责’不仅服务于‘霸道’而且也服务于君主‘专为天下适己’的个人欲望”翻，因此力图推行专制和霸道的秦王朝便将这一思想奉为指导思想。好大喜功、内心多欲的汉武帝也在这种思想中发现了与自己的契合处，所以汉武帝时期出现了尚法用武的政治倾向，政治权力自然落到了崇尚商鞅、韩非的桑弘羊等人的手中。桑弘羊是汉武帝中前期推行“法治”政策的坚定支持者，强调厉行法治的重要性，其立场在“盐铁会议”上表露无遗。 一、桑弘羊法治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 桑弘羊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各种社会矛盾相互交织、错综复杂的时代，这是其法治思想产生的土壤。 1．从社会政治方面来讲。当时的主要矛盾有三种：一是西汉政权与兼并势力之间的矛盾。兼并势力的存在和实力的不断增强对西汉政权是一种威胁。在经济上，兼并势力愈发展，丧失生产资料的农民就愈多，国家的财政收人就愈少；在政治上，专制统治者也不希望在下位者有与之抗衡的能力和意图。这就意味着西汉政权与兼并势力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并且随着兼并的发展，这种矛盾也在加剧。 汉武帝时，国家财政吃紧，要求豪强富商捐资助国，却得不到任何响应。二是西汉中央王朝与诸侯王的矛盾。虽然说经过“七国之乱”，皇权压倒了封国。但一些诸侯王仍然存在，他们还保留着经济上的特权，如王国内的盐铁、山泽工商之税仍归诸侯王私有，所以，汉武帝时诸侯国经济半独立的状态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三是西汉王朝与匈奴的民族矛盾。西汉初年，迫于国力的虚弱，对匈奴采取“和亲”，但双方的摩擦几乎没有停止，成为西汉王朝的一块心病。武帝时经过劳动人民七十年来的辛勤努力，社会经济日益得到恢复发展，财力、物力日渐充沛，对匈奴问题就提上了日程。要解决上述三种矛盾，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巩固君主专制统治，不是单纯通过“教化”就可以解决的，必须在治国上实行法治。所以，汉武帝时期虽然“独尊儒术”以儒家思想作为其统治思想，但在治国上实行的却是法家思想。 2从社会思想方面来讲。汉武帝即位后，摒弃了汉初“清静无为”的黄老学说，实行“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新的统治思想。但统治者并没有、也不可能放弃“法治”，事实上，法家思想一直存在并发挥着作用，法家的“文吏”政治在汉代仍占据主导地位，“外儒内法”作为思想的具体体现始终是大一统中央集权政治的基本特点。在政治制度上，汉代基本上承袭了秦朝，而秦王朝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措施深深打上了法家的烙印，因此可以说汉代政治在最关键处依然在法家思想的笼罩之下。这便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些存在于各级政权之中，遵循法家思想的“文吏”在武帝“奋发有为”的政策导向下就有机会崭露头角，一批“能吏”以至酷吏如张汤、杜禹、杜周、桑弘羊、东郭成阳、卫青、霍去病之流就应运而起，并表现得相当活跃，在政治上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此外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也决定了他虽然表面上尊崇儒术，但在本质上却不会放弃能满足其“多欲”和野心的法家思想，而儒家思想却只能起到“缘饰”的作用。张纯、王晓波所论汉政之“阳儒阴法”：“一为以儒家的理论提出而实践上为法家的主张，其中有‘儒家化’的法家，也有‘法家化’的儒家。二为在政治上以儒家掌‘教化’，而以法纪掌‘吏治’。故儒家‘言’而法家‘行’。三在意识形态上，提倡儒家的理想，而在现实政治上实行法家的制度。”颇为清晰地说明了这一时期西汉社会思想的特点。 二、桑弘羊法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桑弘羊的法治思想基本上是继承了先秦法家的思想，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发展，概括来讲，有以下几方面内容： 1．崇“力”尚“刑”。这是桑弘羊法治思想的基本内容，即崇尚法治，通过刑、力来治理国家。这种思想根源于先秦法家的人性论。先秦法家认为人人都好利、争利，并且“人”的这种特性还不能通过后天的教育得到改善。桑弘羊继承了这一思想，指出“贤不肖有质，而贪鄙有性，君子内洁己而不能纯教于彼”。既然“教”而不能改，就只有依靠刑法治之：“礼让不足禁邪，而刑法可以止暴。”尤其是在社会动荡之际，更需要依靠刑法而不是德治：“今欲以敦朴之时，治抚弊之民，是犹迁延而拯溺，揖让而救火也……当此之时，不任斤斧，折之以武，而乃始设礼修文，有似穷医，欲以短针而攻疽，孔丘以礼说跖也。”在桑弘羊看来，有法则治，无法则乱，对人民如果施以礼乐教化，只能助长其懒惰而不利于统治：“今日施惠悦尔，行刑不乐，则是闵无行之人，而养懒奢之民也。”因而他主张君主应强化刑法的力度，认为这才是止害禁邪之根本：“夫治民者，若大匠之断，斧斤而行之，中绳则止。……绳之以法，断之以刑，然后寇止奸禁。”治国除了刑法之外，还要有实力和威势，即强调“力”的作用。桑弘羊指出：“虎兕所以能执熊鼹、服群兽者，爪牙利而攫便也。秦所以超诸侯、吞天下、并敌国者，险阻固而势居然也。”特别是在匈奴问题上，桑弘羊更强调“力”的作用，认为“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怀”。 桑弘羊的上述思想虽有片面之处，如过于强调“力”、“刑”的功用，但其中仍包涵着有益的因素，主要表现在让人们知法守法。当时社会上人们的法治观念十分淡薄，遇到事情只知遵循礼仪、传统，而不知有法，或者说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寻求法的援助。作为重臣的桑弘羊对法的重视，无疑对人们知法守法、加强法治在治理国家的作用上具有一定的意义。 2．完备立法。就法的简繁等问题，“盐铁会议”上桑弘羊与贤良文学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桑弘羊立场鲜明，指出法应当严密而不应有疏漏。他站在法家的立场上，反对“百世不易之道”的立论，提出“时世之变”的主张，认为西汉初年“约法省禁”、“与民休息”的策略，随着社会的发展已经难以适应统治的需要，特别是在当前复杂的局势面前，单靠汉初的“约法三，章”根本不可能治理好国家，建立并实施严格细密的法令对统治已经必不可缺，势在必行：“少目之网不可以得鱼，三章之法不可以为治。故令不得不加，法不得不多”；“令者所以教民也，法者所以督奸也。令严而民慎，法设而奸禁。网疏则兽失，法疏则罪漏。罪漏则民放佚而轻犯禁。”针对贤良文学“王者立法，旷若大路”的诘难，桑弘羊驳斥道：“立法制辟，若临百仞之壑，握火蹈刃，则民畏忌，而无敢犯禁矣。慈母有败子，小不忍也。严家无悍虏，笃责急也。今不立严家之所以制下，而修慈母之所以败子，则惑矣。”进一步阐明了立法的必要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