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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秦朝扼杀言路。秦朝推行的文化高压政策,特别是"焚书坑儒"、"诽谤之法",对善意的批评意见给以残酷无情的镇压,导致了士人离心、天下多怨的局面,在汉代思想家看来,是秦朝速亡的重要原因。贾谊分析说:"当此时也,世非无深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拂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钳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史记·秦始皇本纪》注引《过秦论》)另外一位政论家贾山也持相近观点:"秦皇帝居灭绝之中而自不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纵恣行诛,退诽谤之人,杀直谏之士,是以道谀 合苟容,比其德则贤於尧舜,课其功则贤於汤武,天下已溃而莫之告也。"(《汉书·贾山传》)秦朝控制舆论、扼杀言路,造成的是万马齐喑的局面,结果是在闭目塞听之中走向了败亡。 三、"过秦论"的社会影响 汉政权建立之初,应该如何治理这个千疮百孔的社会?当时的统治集团并非胸有成竹。"过秦论"的兴盛一时,客观上为统治者提供了历史借鉴。它对於汉初若干政策的制定与调整,起了重要的指导性作用。 就治国原则而言,"汉兴之初,反秦之敝,与民休息,凡事简易,禁罔疏阔。"(《汉书·循吏列传》)一句"反秦之敝"道出了汉初政治的奥妙,也折射出"过秦"的现实意义。 汉初的"与民休息"政策,究竟是"黄老之学"的影响,还是"过秦论"的产物?恐怕应该仔细思量。"逆取顺守"自此成为历代沿用不替的治国法则,每当在朝代更迭之际就是拨乱反正的立论基石,其影响之大更是有目共睹。 以秦为喻,广开言路,成为汉代一切开明之政的源头活水。汉文帝时期的政论家贾山,"言治乱之道,借秦为谕,名曰《至言》。"在这篇上书中,他历数秦朝的种种失误,特别强调堵塞言论的弊端,"雷霆之所击,无不摧折者;万钧之所压,无不糜灭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势重,非特万钧也。开道而求谏,和颜色而受之,用其言而显其身,士犹恐惧而不敢自尽,又乃况於纵欲恣行暴虐,恶闻其过乎!……如此,则人主不得闻其过失矣;弗闻,则社稷危矣。"(《汉书·贾山传》)汉代批评时政的直言不讳之论,往往与"借秦为谕"密切相关。如薛广德上书汉元帝:"窃见关东困极,人民流离。陛下日撞亡秦之钟,听郑卫之乐,臣诚悼之。"(《汉书·薛广德列传》)又如直臣梅福进谏汉成帝:"折直士之节,结谏臣之舌,群臣皆知其非,然不敢争,天下以言为戒,最国家之大患也。愿陛下循高祖之轨,杜亡秦之路。"(《汉书·梅福列传》)这些梗直大臣如此出言无忌,就是由於"过秦论"的影响力足以束缚皇帝的个人意志,使之不敢肆意而行。 汉代的轻刑安民之政、抑奢尚俭之风,都与汲取秦朝的速亡教训有关,也就是与"过秦论"的积极影响有关。(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