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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德治”为主，“法治”为辅 虽然董仲舒认为“德治”、“法治”都是治理国家的必要手段，但在二者孰轻孰重的关系问题上，他认为应该以“德治”为主、“法治”为辅（“德主刑辅”），实行先“德治”、后“法治”的治理方法。 根据董仲舒的“德”、“刑”阴阳说，“恶之属尽为阴，善之属尽为阳，阳为德，阴为刑”（《王道通三》），“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德之厚于刑也，如阳之多于阴也”（《阴阳义》）。他认为根据天意的规定，“德”、“刑”之间有一个先后、贵贱和主次之分。“天出阳为暖以生之，地出阴为清以成之。不暖不生，不清不成；然计其多少之分，则暖署居百而清寒居一。德教之与刑罚，犹此也。故圣人多其爱而少其严，厚其德而简其刑，以此配天。”（《基义》）万事万物都是阳为贵、阴为贱，“阳出而前，阴出而后。尊德而卑刑之心见矣。阳出而积于夏，任德以岁事也。阴出而积于冬，错刑于空处也。”（《阴阳义》）“而见天之亲阳而疏阴，任德而不任刑也。是故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基义》）可见圣人治理国家重“德”而轻“刑”，也同样是由天意决定的。 董仲舒教导统治者对被统治者要先施教化，教化所不及者再用刑罚，而且刑罚要适中。他认为刑罚等强制手段是在完善了道德教化的基础上，用来惩罚那些不接受道德教化或经过教育而仍冥顽不化的犯上作乱者。在这一点上，可以说董仲舒继承了先秦儒家的思想，孔子就曾极力反对“不教而诛”的暴虐政策，“不教而杀谓之虐”（《论语·尧曰》）。 为什么要先“德治”、后“法治”呢？董仲舒认为，刑罚是被动的、治表的。他引用孔子的话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董仲舒传》，孔子语见《论语·为政》）只用政令来开导百姓，用刑罚来约束他们，虽然能避免犯罪，但人们并不觉得犯罪可耻，因为刑罚没有强人为善的力量，只能消极地禁人为恶。为什么先秦法家一味强调和实行“法治”，结果并未消除犯罪，就是因为只有“罚”而无“教”的缘故。使用过重的刑罚，只会使犯法者越来越多，造成社会动乱。“为政而任刑，谓之逆天，非王道也。”（《阳尊阴卑》）如果国家举办各种教育，“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达到“教化行而习俗美”，那么虽然“刑罚甚轻”，仍“禁不犯”（《董仲舒传》）。董仲舒总结历史上的治国经验说：“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其事异域，其用一也。”（《精华》）在儒家尤其是董仲舒看来，刑罚只是教化的辅助手段，而且其主要作用还在于促成“德治”，“故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辅也”（《天辨在人》）。 董仲舒认为，治国先以“德治”，再加之以“法治”，是人们所能够承受的，因为“德治”向人们显示了善良的道德政策；如果先以“法治”，则会法不治众，“国有道，虽加刑，无刑也；国无道，虽杀之，不可胜也。其所谓有道无道者，示之以显德行与不示尔。”（《身之养重于义》）( 作者：陈嘉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