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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平 王充，字仲任，浙江上虞人。东汉建武年间出生于一个“细族孤门”的平民家庭。 祖上曾因军功，受封于会稽阳亭。但由于性情刚烈得罪上司，失去官职，便躬耕田亩，以农桑为业，也兼做过商贾小贩。因受地主豪绅排挤迫害，由元城迁至钱塘（今杭州），最后又迁到上虞。由于家庭的影响，王充从小憎恶豪绅污吏，同情平民布衣。他自幼聪慧过人，深得父亲王诵的喜爱。6岁读书识字，8岁入书馆学习，后离开书馆，学习《论语》、《尚书》。后又进入中央太学学习。他不满于太学学风，厌弃章句之学，不肯严守师法家法。文学上也渐露锋芒，文章纵横驰骋，气势磅礴，时如奇峰突起，令人瞠目，被视为奇才。20岁左右，入京师洛阳游学。曾就教于汉代著名学者、才华出众的儒学大师班彪。由于家境贫寒，买不起书，王允时常游走于洛阳售书的店铺摊头，长时间站立读书。他博览群书，读遍诸子百家、三教九流之言。虽然学识渊博，才华出众，但由于性格耿直刚烈，“才高而不尚作，口辨而不好谈对。非其人，终日不言”，所以不为当权者喜，一直没有得到重用，只做过几任微不足道的小官。当过县衙门的掾功曹，后来在州府太守那里做过五官功曹行事，直到做州衙从事。王充“性恬淡，不贪富贵”，“见污伤不肯自明，位不进亦不怀恨”，所以虽然官小位卑，竟怡然自乐。后由于和上司意见不合，辞官回家，“屏居教授，”从事教育工作 。王充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教授门徒和著书立说中渡过的。元和三年，王充59岁暮年，又奉诏到扬州所属丹阳、九江、庐江等地做“治中”的小官。不到三年，又因与上司意见不合辞官回家。仍然勤奋著述，并授徒不辍。大约在永元九年（97），病死家中。 二、所属流派 儒家学者，怀疑主义传统。 在王充之后，中国历史上历代都有极富批判精神的儒家学者，形成儒家的怀疑主义流派，如南北朝的范缜，唐朝的傅奕、吕才、柳宗元、韩愈，宋朝的石介、胡安国，元朝的刘基、谢应芳，明清的曹端、王夫之等，而这个儒家怀疑主义传统是以王充为最主要代表的。 怀疑主义始于孔、孟、荀，经后世大儒王充、朱熹、欧阳修、载震等人发阐之后，更成为一种儒家思想中最有价值的理性批判精神。 三、主要思想 王充的思想特色是反对迷信，实事求是，用他自己的语言即是“疾虚妄”，“务实诚”。不破不立，疾虚妄，反对迷信，正是破的功夫，王充说：“故虚妄之语不黜，则华文不见息；华文放流，则实事不见用。”（《对作》）树立一个实事求是的良好风尚，“使低务实诚”，才是王充的真正目的。王充在《论衡》一书中，对古往来今的一切虚妄不实之辞都进行了批判和检讨，涉及天文、地理、政治、学术、伦理、风俗等各个方面，内容至为广博。一部《论衡》，直敌一部汉代学术文化的百科全书。王充一生仕宦不显，“废退穷居”，但却“淫读古书，甘闻异言”（《自纪》），精心罩思，以成就其高言谠论。他的许多见解发前人所未发，道世人所不能道，自谓既“不类古人”，又“违诡于俗”。（《自纪》）范晔也说“充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都是指其苦心孤诣，见解独到而言的。 首先，王充发展了儒学的天道自然观。 王充直接继承了荀子的“天人相分”的学说，同时补充说明了天人相分的原因，于此他吸取了道家 “自然无为”的理论，认为“黄老之家论说天道，得其实矣”（《谴告》），于是形成了天道自然的哲学体系。王充认为天是物质的天，没有情感，也没有知觉：“夫天者，体也，与地同。”（《祀义》）天与地一样没有感觉器官，不会有知觉嗜欲：“地体无口目，亦知天无口目也”（《自然》），因无口目，故“恬淡无欲，无为无事”（同前）。天是自然之天，无为之天，天地合气产生万物，诞生人类，一例皆出于自然：“天地，含气之自然也。”（《谈天》）人生于天地之间，就像鸟生于林，鱼生于渊，虮虱生于人一样，都不是任何造物者的有意创作。由此可见，“天动不欲以生物而物自生，此则自然也。”针对“天故生人，故生万物”的谬说，王充批评说：“儒者论天地故生人，此言妄也。”又说，“如天故生万物，当令其相亲善，不当令之相贼害也。” 其二，提出“元气”一元论，发展了儒学宇宙生成学说。 王充继承并发挥了元气学说，将之广范运用于各个学术领域，解释各种哲学问题和社会问题，这就不仅保存了汉儒的元气说而且丰富和发展了《周易》的宇宙生成理论。王充视元气为自然界的本原。上至天上的日月星辰，下到地上的飞潜动植，都是元气的产儿：天地为元气所生，天地乃含气之阴阳，“天地合气，万物自生”。万物之中，人世之间为何有形形色色的差别呢？王充认为那也是气作用的结果。他认为：元气有阴阳，禀受有沃薄。阴阳有清浊精粗之分，沃薄致善恶优劣之别。禀受精气者为高等动物，禀受浊气者为低级事物。人禀元气之精，含阴阳二气，具有智慧。天地万物，飞潜动植，不仅皆一例由气而生，而且也因禀气的情况不同而呈现出形形色色的形态和千差万别的境遇。一切的一切，莫不由气而生，由气而定。这就彻底地贯彻了气一元的理论，为儒家的宇宙生成学说作了理论说明。 其三，发扬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求实学风，对当时思想界、学术界和社会风俗中普遍存在鬼神迷信、怪异奇闻展开了全面批判。 王充旗帜鲜明地宣称：“人死不为鬼，无知，不能害人”！他说：人“禀气于元”，死后，“复归元气”，犹之乎“水凝为冰，冰释为水”。元气是没有知觉的，死后复归何得有知觉：“人未生，无知也；其死，归无知之本，何能有知乎？”那么，世间的鬼神现象又是怎么回事呢？他用生理常识解释说：“天地之间有鬼，非人死精神为之也，皆思念存想之所致也。”人们见鬼不过是精神专注的一种幻觉。致于重病垂危之人见鬼，则是“畏惧存想”的“目之虚见”（《订鬼》），根本不是实有其鬼。基于对人死无知和死不为鬼的认识，王充对当世的厚葬、淫祀之风也作了抨击，主张薄葬。 此外，王充还继承和发展了先秦儒家的天命说和人性说。王充继承孔孟的天命说，认识到天命的必然性外，还提出了“时（时机）、遭逢（机 会）、幸偶（知遇）”等概念，亦即偶然性问题。认为时运、机会、知遇等等是实现命运的表现形式，是受命运决定和支配的。偶然性寓于必然性之中 （“凡人幸偶及累害，皆由命也”）。这是王充对孔孟天命观的重要补充。 四、主要著述 王充一生著述颇富。最重要的有《论衡》八十五篇，其它还有《讥俗》、《节义》十二篇，《养性》十六篇及《政务》等书。除《论衡》外，大部分著述都没有流传下来。 《论衡》 《论衡》是中国思想史和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著作。三十卷，八十五篇，《招致篇》有录无书。据作者自述，写信的主旨就是“疾虚妄”、“归实诚”。内容主要阐明其自然观、历史观、认识论。范文澜说，该书“根据实在的事理系统地全面地将所有‘儒书’（主要是指谶纬）‘道家’（方士神仙术）的种种谬说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迷信行为（阴阳五行家各派别的法术），一概予以驳斥”（《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232页）。其中他对文学方面的卓见远识，在中国文学理论史上有重要地位。他强调文章的实用价值。反对“空为”、“妄为”，以达到“劝善惩恶”的目的；主张文学要华实相符，“文具情显”，即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重独创，重个性，反对因袭模仿；主张语言要通欲，口语化，反对故作深奥。这些见解是针对西汉后期以来文学上的严重弊端而发的，具有进步意义，对后世文学批评也有很大影响。但因其对文学艺术之本有缺了解，故其某些论点有失偏颇。《论衡》文章的风格平易、自然、通俗，但在文采上略有不足。有《四部备要》本，《四部丛刊》本。 五、名言名句 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增其恶。 人有知学,则有力矣。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 胸中不学，犹手中无钱也。 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 德不优者，不能怀远；才不大者，不能博见。 六、王充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王充是中国历史上的大思想家，也是中国古代为数不多的在今天具有国际影响的伟大人物。章太炎说：“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至于今，亦鲜有能逮之者也。”胡适评价其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王充是我们浙江上虞人，生于东汉初的公元27年。 作为思想家，仅用“伟大”来形容王充是不够的，还要冠以“特别”两字。他的著作《论衡》问世近两千年间，始终是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肯定、赞美、叫好的评语与非议、批判、攻击的声音，长时间纠葛在一起。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句精彩的概括之言：近2000年间“攻之者众，而好之者终不绝。”《论衡》这本书，在历史上既是思想武器又是思想靶子。每当官方意识形态弊端百出，社会面临危机的时候，士人学子便高举“实事疾妄”大旗，寻求思想解放，创建新的学说。而当统治者坐稳天下，需要强调纲常秩序时，又往往把《论衡》看作异端和思想领域的洪水猛兽，历朝历代都有大张伐挞的。最有意思的是乾隆皇帝，原来是慕名读《论衡》的，但在看到《问孔》、《刺孟》这些篇章后，便龙颜大怒，朱批了一通：“离经叛道”、“非圣无法”、“乱世惑民”。 王充作为一个思想家，在中国古代史上，其学风之独异，思想之另样，几乎是前不见古人，后罕有来者。他观察事物的角度、思考问题的方式，乃至判别是非的尺度，都与主流文化很有些不同。在王充之前，浙江这个地方还没有出现过全国一流的大思想家。 七、王充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王充对文化思想的影响主要分四个层面，可概括为“自主、从实、明理、合道”。 自立：王充精神的出发点 王充精神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最高层面为“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受各方条件局限，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要进入主体高扬、自由创造的状态，是件难之又难的事。汉代官方的意识与民间的俗论，无不崇圣言、守陈说、信鬼神，大大束缚、扭曲了人们的思想认知能力，甚至构成了一种惰性的思想文化导向。 王充文化精神最具光辉之处，就是将人们不受约束的自由思想、独立判断，视为“天道自然”的组成部分，打破了人为的精神樊篱，为解放思想，独立思考，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南宋的事功学派秉承了这种精神，当“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席卷全国，为统治当局推崇、推广的时候，却在浙江遇到了非议和挑战，不与苟同的“义利并立”、“以利合义”的事功学说，在全国的学术格局中，隆起了一支声音别样又自成体系的浙学。明清之际，在全国率先向传统理学发出批评、掀起启蒙思潮的，又是黄宗羲为首的浙东学派。 这种自主创新的精神，长期以来影响、浸润着浙江人民，构成了一种文化基因与基本素质，在近几十年的体制转轨、发展经济中充分展现出来。浙江的工业基础本来十分薄弱，曾在全国倒数第三，浙江人不等不靠不要，不去搞什么“跑部钱进”，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大胆地突破计划体制的框框，创造了许多全国之最，奠定了浙江市场大省、经济大省的基础。 从实：王充精神的思维方式 王充精神第二层的内涵为“事实判断”的思维方式。后世的南方之学和浙江学人，之所以在中国思想史上异见迭出，主要得力于这种优势，虽然他们的具体观点各有千秋，但“事实判断”思维为他们所共同把握。这反映着认识世界的科学眼光。 历史上的实学之风到了近现代，与现代科学精神结合后，迸发出新的光辉。清末民初，浙江文化大师和科学家层出不穷，实绩斐然。 明理：王充精神的实际操作 王充理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要把事物内在的道理搞明白、说清楚。他生活的年代，除了尊经崇儒外，就是迷信流行。对于林林总总的民间习俗，王充以“疾虚妄”的态度，逐一剖析。 合道：王充精神的理想境界 王充最高的理想境界叫做“天道自然”，“无为而治”，但他也认同儒家“善政”的价值目标。不过，他对“善政”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有些圣贤设想以儒家价值教化万民，从而达到齐世划一的和谐境界。王充对“德”与“法”的关系重新给予了思考，提出了自己的治国之道：“国之道，所养有二：一曰养德，二曰养力。” 任何治世，首先应将“谷足食多”作为第一要务，“仓廪实”而“礼义之心生，礼丰义重，平安之基立矣。”而经济兴旺，国力强盛，才能有足够的军力外御强敌，使得“百姓宁集”。“德”与“力”的二者兼顾才是和谐社会的根基所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