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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其实，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句话都不是出自董仲舒之口。“罢黜百家”的首先出现是在《汉书·武帝纪》中。再说仅仅作为一介书生的董仲舒可能还没有那么大的能量，他的建议也并不如后人想象的那样能够对皇帝治政发挥举足轻重的影响。退一步分析，董仲舒的对册，如果真的得到了武帝的欣赏和器重，按理皇上应该将其直接留在身边，以供垂询、资政之用，最差也应该在中央朝廷里赏赐一个官职，而不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江都相”，即一个侍奉藩王的事务总管。其实，能够对罢、尊决策一直起推波助澜作用的倒是那些极富战略眼光的包括皇帝在内的政治家们。 早在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之前，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丞相卫绾就向武帝建议，应该罢黜那些治申、商、韩、苏、张之言的贤良。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朝廷设置了“五经博士”，于是，儒学才迈开了官方化与尊贵化的步伐；与此同时，皇帝也开始奉行向来为儒家所提倡的巡猎、封禅、郊祀、改制、乐府等一套礼仪法度。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田蚡为相，罢黜了不治儒学五经的“太常博士”，把黄老、刑名等百家之言一律排斥于正统官学之外，并优礼延揽了一批儒生进入朝廷执政。至此才初步完成了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运动。 再说，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在当时所引起的影响，可能也只限于“天子览其对而异焉”，并不如后世学者所虚构得那么大、那么深远。这从董仲舒对策之后所得的“江都相”一职，可以获得证明。因为，就在董仲舒对策的五年之后，同样因为对册而引起天子兴趣的公孙弘，立刻就被“召入见”，“拜为博士”。元朔五年，又任其为丞相。相比之下，董仲舒的政治待遇算是最一般的了。所以，汉武帝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性举措，不可能直接源自“天人三策”，至少也不会是董仲舒一个人的功劳。 “天人三策”的影响，在学术而不在政治。不应该过高地估计它在儒学定于一尊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所谓董仲舒对册的重大作用与历史影响不过是后世不谙事变的陋儒的想当然！所以，“董仲舒使儒学由诸子而成独尊”、“从汉武帝以后儒学才居于‘独尊’的地位。这里，董仲舒对策中的建议起了重要作用”[⑨]之类的话便显得如同痴人说梦。 实际上，武帝时代即使将儒学定于一尊，只是抬高了儒学的地位，是将之确立为帝国政治实践的指导思想。但历史事实已经表明，这一运动在主观的出发点上并不要求、在实际操作中也没有导致出废除儒学以外的各家言论或禁绝其它学派发展的灾祸，并不象后人想象得那么可怕。相反，还应该说，继秦火之后，诸子百家的学说又获得了一次更为长足的发展。即使在两汉经学最盛行之时，儒学以外的各学派的学术活动也一直没有停止过。根据《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的载录，当时研习诸子的人物与著作，在数量上仍相当可观。[⑩]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依旧活跃于学术界，根本就没有被灭息或被禁绝。 董仲舒的用意只在于建议朝廷仅用儒家一种学术来作为帝国的指导意识形态，而不应该同时用众多学派作为舆论导向而扰乱民众的视听。在选择与确立指导意识形态这一点上，只允许是一元的，而不应该也不能是多元的。儒学以外的其它学派虽然在官学中丧失了独尊、垄断的地位，但并不意味着就不可以在民间、在社会上获得流传和进行研究，它们可以以“私学”的形式存在着并获得发展。尊儒并不等于设立“宗教法庭”，也并不就是狭隘的剪除“异端”。其实，儒学自身就不乏宽容、大度的精神气质，董仲舒本人“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汉书·五行志》），以儒学融合、化解阴阳、法、道等诸家思想而形成自己的天学体系就是最好的例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