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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管子学派：礼法兼容，时代性的综合 《管子》一书，《汉书·艺文志》列于道家，《隋书 ？ 经籍志》以后列于法家，反映了古人对此书的不同看法。在宋代以前就有学者指出其非管仲所作，早已成为公论[109]。就其学派归属及成书时代，近世学者也多有考辩。或以为稷下先生之文集（冯友兰、顾颉刚），或以为是战国秦汉百家文字之总汇（郭沫若），或直言为管子学派所作（张岱年）[110]。而对其融汇儒道法与阴阳等诸子百家言的内容，又是人所共见。其实，自齐威王、宣王立稷下学宫汇集天下学士论学说道以来，诸子百家学说的传播与交流、争鸣与融合，使各派思想交光互影，难言其纯。《管子》的内容与性质，实有类于后来的《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应是融汇儒法阴阳道等诸家思想的一个学派的著作，姑称之为“管子学派”不妨。只是并不像此二书的编撰那样明确有其召集者和主持之人而已。 由于《管子》一书思想内容至为广博，因此，从国家政治的角度对“礼”与“法”思想的论述也至为丰富。就其“法”的思想而论，可以说是代表着齐法家，在思想上又是有些近儒家的；就其“礼”的思想而论，则更是融合儒家思想的表现，从中总能看到孔孟荀思想的影子。 首先，在《管子》书中，有关“法”的思想论述十分突出明确，大有对先秦的法思想进行总结的意味。在此基础上，又常常将“礼”与“法”对举，并对“礼”的道德属性和法的属性有所论述。与商鞅法家不同的是，《管子》不仅肯定具有法的规定性的礼，而且又以道德之礼为法的依据，因而更接近于荀子。 一方面，《管子》既确认了“法”的最原初的意义在“自然法”上，同时又赋予“自然法”基础上的“人为法”以历史的合理性，所以《管子·版法解》说：“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时之行，以治天下。四时之行，有寒有暑，圣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有后，圣人法之，以建经纪。”又《管子·任法》说：“尧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黄帝之治也，置法而不变，使民安其法者也。”如前所言，这里的“法”与具有“法”的规定性的“礼”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异，不过是像商鞅那样以“法”言“礼”而已，表现出管子学派浓重的法家思想成分。《管子》还进一步从国家政治的角度明确法治的普遍和现实的意义，《管子·明法解》说：“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故明主之治也，当于法者赏之，违于法者诛之。故以法诛罪，则民就死而无怨；以法量功，则民受赏而无德也。此以法举错之功也。故明法说：以法治国，则举错而已。”由此我们确实可以看到法家商韩的影子。而《管子·法法》所谓“法者，民之父母也”和《管子·任法》所谓“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为天下大治”的说法，比起商韩的“以法为本”和“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于大夫庶人”，显得更加直接和明确。又《管子·任法》所谓“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则不过是现实政治的写照。在《管子·权修》中还着重强调以法治民的道理： 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欲民之可御，法不可不审。法者，将立朝廷者也；将立朝廷者，则爵服不可不贵也；爵服加于不义，则民贱其爵服；贱其爵服，则人主不尊；人主不尊，则令不行矣。法者，将用民力者也：将用民力者，则禄赏不可不重也；禄赏加于无功，则民轻其禄赏；民轻其禄赏，则上无以劝民；上无以劝民，则令不行矣。法者，将用民能者也；将用民能者，则授管不可不审也；授官不审，则民间其治；民间其治，则理不上通；理不上通，则下怨其上；下怨其上，则令不行矣。法者，将用民之死命者也；用民之死命者，则刑罚不可不审；刑罚不审，则有辟就；有辟就，则杀不辜而赦有罪；杀不辜而赦有罪，则国不免于贼臣矣。 可以说，这完全都是承袭和发挥法家思想的。 然而，在另一方面，《管子》又多以“礼”言“法”，揭示了具有“法”的规定性的“礼”的存在意义，说明“法”与“礼”的关系。《管子·君臣上》说：“天有常象，地有常形，人有常礼，一设而不更，此谓三常。兼而一之，人君之道也。”《管子·形势解》说：“仪者，万物之程式也；法度者，万民之仪表也；礼义者，尊卑之仪表也。”又《管子·枢言》说：“法出于礼，礼出于治；礼，治道也。万物待治礼而后定。”在这里，“礼”获得了“法”之本原的地位的。也就是说，最先在王权政治中起规范秩序作用的是“礼”，即所谓“礼出于治”。而随着社会政治的变迁，“法”观念的扩展，逐渐占据主要地位，于是“礼”的观念中所包含的“法”的意义逐渐直接为“法”的观念所覆盖，或以“法”来表述。在制度上，礼制就变成了法制；在观念上，礼治也变成了法治。“法出于礼”讲的就是这种制度与观念的变迁。当然，“礼”和“法”的发生与发挥作用还有着其他方面的根据，这就是《管子·心术上》所说的：“礼者，因人之情，缘义之理，而为之节文者也。故理者，谓有理也；礼也者，明分以谕义之意也。故礼出乎义，义出乎理，理因乎道者也。法所以同出，不得不然者也。故杀僇禁诛以一之也。故事督乎法，法出乎权，权出乎道。”在这里，“礼”和“法”在“理”和“义”的统摄之下皆归于“道”或合于“道”。同样，具体的“法”也是要和于“道”的，如《管子·法法》有所谓“宪律制度必法道”。这个“道”就是在天为“天道”，在地为“地道”，在人为“人道”的集中体现。实际上，以秩序而言，古人观念中的“理”、“礼”、“道”、“法”，讲的都是同样的意思。 其次，在《管子》中，“礼”的观念也同样包含着礼义、礼仪、礼法的多个侧面。如所谓“礼义章明”，讲的就是“礼”的“正君臣上下之义，饰父子兄弟夫妇之义，饰男女之别，别疏数之差”的道德功能，体现出“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的道德意义[111]；又如“仓廪实则知礼节”和“礼仪足以别贵贱”等[112]，讲的都是仪节之礼。不仅如此，又因为管子学派以融合儒法道等诸家思想为特征，故在礼的道德意义的论述上特别对儒家思想多有承袭和保留。《管子 ？ 牧民》中有礼、义、廉、耻的四维之说，一如孟子所讲的仁义礼智信，属伦理道德的范畴。又《管子 ？ 形势解》说：“夫虑事定物，辩明礼义，人之所长而蝚蝯之所短也。”和孟子以为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人有礼义道德的认识颇为相似。要想使民众有礼义廉耻，必须从细微处着手做起，即“修小礼，行小义，饰小廉，谨小耻，禁微邪，此属民之道也。”乃“治之本也”。这些都表明其与儒家思想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已成为《管子》社会政治理想的内在根据之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