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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政治思想上说，礼与法才是最首要的，或者说，礼法并举才是《管子》一书的核心内容。在这方面，“礼”，既有道德的成分，又有法的成分。《管子·五辅》列有所谓“礼有八经，法有五务”。具体地说，“礼之八经”就是：“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显然，这是一种以道德为标准的“礼”的社会等级秩序。进一步加以引申，则是：“八者各得其义，则为人君者中正而无私，为人臣者忠信而不党，为人父者慈惠以教，为人子者孝悌以肃，为人兄者宽裕以诲，为人弟者比顺以敬，为人夫者敦懞以固，为人妻者劝勉以贞。夫然，则下不倍上，臣不杀君，贱不逾贵，少不凌长，远不间亲，新不间旧，小不加大，淫不破义，凡此八者，礼之经也。”而所谓“法之五务”是：“君择而臣任官，大夫任官辩事，官长任事守职，士修身功材，庶人耕农树艺。”这又是以上下为序列的“礼”的政治等级秩序。两者都是“法”的体现。在这个意义上，“法”和“礼”是合二而一的。如果要找出二者的不同表现，则如《管子·心术上》所说：“登降揖让，贵贱有等，亲疏有体，谓之礼；简物小大一道，杀僇禁诛谓之法。”实际上，无论是礼义、礼仪，都是在“法”的限制之下的。所以《管子·君臣下》说：“故法而守常，尊礼而变俗，上信而贱文，好缘而嫌焉，此谓成国之法也。”又《管子·版法解》说：“凡人君者，欲民之有礼义也。夫民无礼义，则上下乱而贵贱争。故曰：庆勉敦敬以显之，富禄有功以劝之，爵贵有名以休之。” 此外，上言“人君者中正而无私”为“礼”的第一要义，这又和《管子》特别强调“法”的公正无私一致，更加显出“礼”和“法”的吻合。“法”和“礼”都是一种既定的政治尺度，代表了公正和公理，所谓“上以公正论，以法制断”是现实法治政治的基本要求[113]，也是合于天道地道的公理的。还有所谓“天公平而无私，故美恶莫不覆；地公平而无私，故小大莫不载。”和“行天道，出公理，则远者自亲；废天道，行私为，则子母相怨”[114]。在此，我们又一次感受到自然法意识的存在。那么，“舍公而任私，故民离法而妄行”[115]，“法废而私行，则人主孤特而独立，人臣群党而朋成”[116]，“私情行而公法毁”[117]，讲的都是因“私”害于“公”而导致礼法弛废的恶果。故《管子·任法》说；“夫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者，下之所以侵法乱主也。故圣君制仪设法固守之。然故堪杵（材）习士、闻识博学之人不可乱也，众强富贵私勇者不能侵也，信近亲爱者不能离也，珍怪奇物不能惑也，万物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能动也。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宝用也。”又，圣王贤君的政治就在于“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无私也。是以官无私论，士无私议，民无私说。”《管子·明法解》也说：“夫舍公法而行私惠，则是利奸邪而长暴乱也；行私惠而赏无功，则是使民偷幸而望于上也；行私惠而赦有罪，则是使民轻上而易为非也。” 在现实政治中的治国治民方面，《管子》主张，只有礼法并举才能使民心所向，天下太平的。正如《管子·权修》所说：“厚爱利足以亲之，明智礼足以教之，上自服以先之，审度量以开之，乡置师以说道之，然后申之以宪令，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故百姓皆说为善，则暴乱之行无由至矣。”又《管子·明法解》：“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群臣皆出于方正之治，不敢为奸，百姓知主之从事于法也。故吏之所使者有法，则民从之；无法，则止。民以法于吏相距，下以法于上从事。” 从某种意义上说，法治和礼治都可以构成理想社会，并且两者也是可以相通的。《管子 ？ 入国》中有所谓“九惠之教”，即：“一说老老，二说慈幼，三说恤孤，四说养疾，五说合独，六说问病，七说通穷，八说振困，九说接绝。”在《管子·五辅》更有涉及到社会保障的内容：“薄征敛，轻征赋，弛刑罚，赦罪戾，宥小过，此谓宽其政。养长老，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此谓匡其急。”此两段文字，在《周礼》中有极为相近的内容，如《地官·司徒》中的“以荒政十二聚万民：一说散利，二说薄征，三说缓刑，四说弛力，五说舍禁，六说去几，七说眚礼，八说杀哀，九说蕃乐，十说多昏，十有一说索鬼神，十有二说除盗贼。”《地官·司徒》还有：“以保息六养万民： 一说慈功，二说养志，三说振穷，四说恤贫，五说宽疾，六说安富。”表明《周礼》与管子学派思想的内在联系。不仅如此，《管子》论述的内容使人们联想起孟子的“省刑罚、薄税敛”的“仁政”主张和由“老吾老”、“幼吾幼”而推广于社会的仁爱之心所构筑的理想，也使人们联想起《礼记·礼运》中的大同理想社会，可以说既是礼治的体现，又是法治的体现。诚然，法家的政治实用主义使人们过分地关注现实，而令人们几乎忘却了对理想政治的憧憬。《管子》中的理想性内容，或许足以补充这方面的缺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