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的意思是：治理天下（也包括治身）不可随意扰乱民之自然天性。以“道”的境界去顺应天下的一切，鬼神都拿你没办法。非但鬼神伤不了你，（那些祭祀教民的）圣人有道也不敢妄为。你与道相合，始终处在“中和”的境界里，鬼神和圣人都对你起不了作用，也就走向反面为你所用，也就无所谓“鬼神”与“圣人”这些观念了——你（或百姓）就自然而然复归于“朴”，复归于“常德”——而“圣人”们的“事鬼敬神”却只会适得其反。 看来，巫与老子都认可“鬼神”的存在，关键是态度大相径庭。 再次，“不言之教”亦是对“前识”的否定。 《易·说卦传》有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上古之士无不以此为本，占卜吉凶、测天候、定物象，仰命生而求安。夏有《连山》、殷有《归藏》、周有《周易》，今仅《周易》唯存也。 《连山》、《归藏》、《周易》均为夏、商、周官学中“六艺”教育的主要内容。例如，有殷宗教意识颇为强烈，对贵族子弟的教育被看作执行“上帝”或祖先神的旨意，事无巨细，均要求神问卜。又如，甲骨文中“教”字多写成“ ”，左半“ ”即“孝”，右边是“ ”，合起来象征在“夏楚二物”的威胁下，教子弟尽“孝”，这算一种解释。由于商代的文字就是“卜辞”，左半“ ”上部“爻”（通“孝”），也可指代《归藏》等教学内容，下部“ ”可指代学生，与右边“ ”合起来，象征在教师指导下，学习占卜之术，亦有强迫之意在内。这也是一种解释。前一种是目的，后一种偏重于手段内容，并不矛盾。 老子对此颇不以为然，他认为占卦、卜筮以预测吉凶祸福这一类“术数”之教属于“有”的范畴，而非“不言之教”的“无”。执着于“术数”，便是脱离了“无为”之境界，故曰：“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 从大道演化的角度看，祸福、吉凶乃至生死，都是其本来生命之“外道”（而不是其自身），从老子“人性论”来看，人的自然本性与大道齐同，人的本来生命是超越生死、吉凶、祸福的（或者说这些不过是大道自我意识的必然阶段）。因此，关键是看“态度”：“……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也。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五十八章》）如果人的精神只执着于无常的善恶是非祸福，不知返照大道本来的生命而执着于“有”，岂不是割裂了大道，同时也割裂了人类的素朴本性吗？ 综上所述，老子提出“不言之教”实为其“无为而无不为”之境界在观照当时濒临崩溃的西周礼乐社会时发出的教育感慨（开首一章提出“礼者，忠信之薄乱之首”，第二章就提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深刻指出了由上古巫师集团长期祭祀教民而形成的礼教文明内在的危机及其根源——由祭祀教民导致的素朴人性的异化，进而导致了社会乃至整个文明的异化与危机（所以有学者嬉称老子思想是老子时代的后现代），并提供了“行不言之教”、“复归于朴”等化解方案。我以为，“不言之教”不仅是老子时代的“后现代”，而且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守夜人”——人类要时刻警惕为自己所创造的文明所异化，时刻警惕自己的“素朴之性”亡失于自己的文明当中。比如，冯友兰先生对《八十章》的理解就颇为独特：“《老子》第八十章描绘了它的理想社会的情况……这好象是一个很原始的社会，其实也不尽然……‘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可见，在这种社会中，并不是没有舟舆，不过是没有地方用它……并不是没有文字，不过是用不着文字，所以又回复到结绳了……这并不是一个原始的社会，用《老子》的表达方式，应该说是知其文明，守其素朴……《老子》所要求的就是这种精神境界。”[1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