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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老子人性论角度看，当人类素朴的自然本性亡失或产生异化时，“下德”、“仁”、“义”、“礼”便相应出世，并被当作“人伦”之本，经周公的“制礼作乐”，提倡“礼乐”之教，又成为邦国教育之本。在老子看来，由远古素朴的至德之世演嬗至“礼乐”之世，就是素朴人性逐渐虚伪乃至于异化的过程。而人性一旦产生异化和分裂，就会立即外化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民多利器，国家滋昏；民多伎巧，奇物滋起……”（《五十七》），“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十八章》）等等，而“礼”不过是这“乱世”的一块温情肃穆的遮羞布而已。不仅如此，它随时可能成为诸侯相侵伐，“乱臣贼子”“弑君篡国”的旗帜，以及统治者压榨人民的堂皇招牌，最后倒霉的还是黎民大众。 因此，所谓的“敬德保民”，只不过是伦理化、精致化的“圣人创世说”。至于这种思想的外化——“礼乐”教育，一方面，具有“帝王保傅”的功能——为统治阶级培养接班人，并强调“孝悌”为人伦、乃至邦国之本。另一方面，“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对普通庶民施行驯服工具式的教化，以形成“子视万民”的政治态势。 老子从“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的角度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十七章》云：“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之誉之；其次，畏之……” “不知有之”是“不言之教”实施的特征，它使受教者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自己与道合一的自然本性，在这种“道法自然”的境界里，“天地”、“鬼神”、“圣人”等都因“我”而在，因“我”而灭。扬弃了“耳目之欲”，没有了“凡圣”的观念，自己就是自己真实的主宰，而无须“圣人”、“明主”来拯救自己，这属“无为”的范畴；“亲之誉之”，为儒家的“德治”教育，主张“为国以礼”前提下的“仁者爱人”，以“孝悌”齐家，治国，平天下，统治者是“民之父母”，是“圣人”，百姓只有顺从他们的统治，才能“安身立命”。“畏之侮之”属“礼治”的内里——“法治”教育，周王室祭祀用品常用栗子，意为“使民战栗”。后两种属于“有为”，在老子看来，它们“功用”不同，但均背离了“无为”之境界，在扰乱、分裂素朴的人类自然本性方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老子又是如何看待“六艺”教育的历史渊源——巫及巫文化的呢？ 首先，他坚决反对巫师集团将巫术加以神秘化、宗教化，乃至作为其统治氏族部落的政治手段。 《五章》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从“道”、“天地”的境界看，“万物”、“百姓”包括巫师本人在内，都是道自我意识的不同形式（或道的自我异化），用完就完了。大道在其自身的无限广大的时空演化中，偶然将巫术“附”在某人身上，人们、也包括某人自己，就以为“神灵”附体，或得了“大道”，便“装神弄鬼”，玩起“祭祀教民”的把戏。搞得原来素朴的自然本性与民风变得乌烟瘴气。所以，“不言之教”主张：“既知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五十二章》）。全部人类文明（包括它所有成果在内）都是与“道”齐一的人类本质力量的“外化”，而不是其本身。正因为从“无”一过度到“有”（一产生“外化”），任何事物就都具有两面性了，它既可为你造福，也可以让你“神魂颠倒”，拿它来害人害己。所以“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大制不割”——“外化”是必然的，但同时千万要“守其母”——守住不割裂素朴的本然之性，这样的“外化”才是健康的，才能尽可能避免走向反面——产生异化。 其次，老子倡导的“不言之教”强烈反对从原始部落一直到“三代”的“事鬼敬神”观念及其风俗制度。《史记·夏本纪》载：禹“致孝乎鬼神”，《吕氏春秋·季秋纪·顺民》载：“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雨乃大至，则汤达乎鬼神之化”。特别到了商代，其文教政策的特点是“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11]，迷信“鬼神”到无以附加的地步。老子对此的批判态度主要集中在《六十章》：“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