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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尽管对音乐持论严苛，但这并不代表他不会欣赏音乐，也不代表他不知声色艺术的价值。实际上，墨子非乐，意在舍末求本，此本存乎于志，其志尚不在小。如他所言：“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锺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非以刻镂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非以刍豢煎炙之味，以为不甘也；非以高台厚榭邃野之居，以为不安也。虽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乐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为非乐也”(13)。 显而易见，墨子对佳乐、华服、美食与豪宅给人带来的感官享受心知肚明。他之所以质疑耳目声色等人之所欲，是因为他怀有更加崇高的追求。墨子的理想是上法“圣王之事”，下种“万民之利”，因此总将满足民众的基本物质需要视作执政的圭臬，并将其作为艺术和感官享受的价值的先决条件。在《佚文》中，他再次表明了自己的这一观点(14)，并且坚信和奉行自己设定的下列生活法则：“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15)然而，这种尚用求实的功利主义态度，却将墨子反对音乐的立场引向极端，使他过于注重物质实用而忽视人生需求的多元特征。墨子论说中所隐含的吊诡之处，在于他念兹在兹的是黎民的幸福生活，但却没有看到这种生活的保障不只系于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的满足，而且涉及情思意趣等高层需求的实现，这后一范畴就包括艺术欣赏和审美愉悦之类情感和精神需求。事实上，墨子始终心系“民之三患”，自以为民众除了衣食住之外别无他求，结果画地为牢，囿于一孔之见，将自己的政治志向仅仅局限于满足人的物质需要，这显然拂逆人的天性，尤其是人的爱美天性。因此，墨子所思所言，虽关心民生，但失之偏狭，蔽于物而不知人，由此陷入只重物欲而不知民爱的尴尬，其结果只能是“出力而不讨好”，难以得到广泛认同。 二 荀子的积极功利主义 荀子作为儒家思想的代表，继承和发展了礼乐文化中的精华。他认为礼乐之于人文教化、移风易俗与社会福利，均须臾不可离。在《乐论》中，他逐一驳斥了墨子非乐的观点，甚至以夸张的笔调，反其道而行之，有意将音乐视为独一无二的艺术形式，认为乐舞表演过程不仅展现出强大的教育功能和感染力量，而且体现出人们的思想品质与时代的精神风貌。荀子论乐，说理圆通，视野开阔，一方面着力揭示音乐的体用，另一方面深入探究人类自我表现和审美享受的深层需要。 在荀子看来，声色之欲，与生俱来，情动于中而形于乐，“人情之所必不免也”。可见，欣赏乐舞的快感，是重要的审美体验，这表明人除了基本的物质欲求之外，尚有更高层次和更为重要的审美需求与精神需求。另外，通过乐舞艺术的表现，欢乐的情绪可以得到有效的传达，并在听众中激发起强烈的情感共鸣，藉此可以营造皆大欢喜的社会氛围。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乐舞的艺术形式，不只提供悦耳悦目的声色之娱，更可借助其曲折平直、繁简变化和刚柔相济的节奏，感动人的善心，陶冶人的性情，满足不同需要，谐和人际关系。乐之为乐，就在于兼有审美享受与道德教化等多重功效，其用途大而广之，理应全力倡导。诚如荀子所言，观赏乐舞表演，“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然墨子却执意反对音乐，委实让人不得其解！ 汉字“乐”有多义，可解为“乐舞”或“音乐”之“乐”，亦可解为“喜乐”或“欢乐”之“乐”。“乐”字发音不同，含义随之改变。但就“乐”而言，上列两义合训，基于心物不分，其理彼此相通，可谓“乐”之品性使然。荀子所论之“乐”，一语双关，足见汉字之妙，运思之巧，从一字可窥知乐之本质：“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则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故人不能不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16)依荀子所见，人的喜乐之情发自内心，随之流露在声音之中；声音的起伏变化，反映思想情感的起伏变化，都会借助音乐得以表现。这实际上是一个情动于中、形诸于乐的艺术表现过程。若从本体论意义上讲，音乐的创构或生成，离不开人的思想情感及其表现需要；另外，人生的乐趣与质量，也离不开音乐歌舞等娱乐艺术形式。这就是说，人要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之情，就不能没有音乐这门艺术，有了这门艺术就不能没有相应的表现形式，有了表现形式而不加以合乎情理的范导，就不能不引发紊乱流荡等现象。那么，何以为之呢？据荀子所言，“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17)从中不难见出，先王制乐，是根据上述原则有意为之，其目的性追求不言自明。荀子借此抨击墨子非乐的消极主张，认为强行禁止音乐，无异于剥夺人之所爱，这不仅会让民心不悦，而且会使乱象滋生。 为张扬音乐价值，荀子开宗明义，立场鲜明；为了强化自己的观点，继而阐述了音乐对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种种功用。如其所言：“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乡里族长之中，长少同听之，则莫不和顺”(18)。荀子深知，治国以敬，齐家以亲，修身以顺。此三者若能落实，自然会政通人和，国泰民安。除此以外，荀子还指出乐舞对强健体魄、训练队列和巩固国防具有重要作用：“故听其雅颂之声，而志意得广焉；执其干戚，习其俯仰屈伸，而容貌得庄焉；行其缀兆，要其节奏，而行列得正焉，进退得齐焉。”(19) 乐舞何以能够做到这些呢？在荀子心目中，乐舞之杰作，“足以率一道，足以治万变”。不妨以舞为例：“曷以知舞之意？曰：目不自见，耳不自闻也，然而治俯仰，诎信，进退，迟速，莫不廉制，尽筋骨之力，以要钟鼓俯会之节，而靡有悖逆者，众积意謘謘乎！”(20) 这等艺术化的效果，需要足够的训练或演练，最终才能熟能生巧，达到“游于艺”的自由境界。可以想象，这种演练在和平时期近似于艺术游戏，而在战争年代则具有实战功能。更为有趣的是，荀子坚信乐之正声，可以感动人情，鼓舞士气，凝聚民心，强国安邦。以此教导人们，外可抵御敌寇，内可修养道德，实现国泰民安的至高目的。正是基于这一理想观念，荀子声称：“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民和齐则兵劲城固，敌国不敢婴也。”应乎于此，荀子进而断言：“故乐者，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 那么，什么样的音乐才能发挥上述妙用呢？荀子认为唯有《韶》《武》这等正声雅乐方可。因为，举凡正声雅乐，皆具有中正平和的风格，能够发挥出上述社会与政治功用。反之，像奸声邪音之类，亦如姚冶之容或郑卫之声，只能使人神情摇荡，心慌意乱，不知所措。要知道，“乐姚冶以险，则民流慢鄙贱矣；流僈则乱，鄙贱则争；乱争则兵弱城犯，敌国危之如是，则百姓不安其处，不乐其乡，不足其上矣。故礼乐废而邪音起者，危削侮辱之本也”(21)。这些正是颠覆正声雅乐、偏好奸声邪音所带来的恶果。因此，“贵礼乐而贱邪音”，不仅理所应当，而且势在必行。 自不待言，相对于奸声邪音的正声雅乐，兼有动人心魄的审美效果与教化人心的道德功用。当人们欣赏这些正声雅乐时，自然会唱和有应，产生共鸣，同时也会志意得广，修身养性，使自己的举止合礼，行为有度。对于音乐的这些特殊效应，荀子不惜笔墨，再三申说：“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谨为之文。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绅、端、章甫，舞韶歌武，使人之心庄。故君子耳不听淫声，目不视邪色，口不出恶言，此三者，君子慎之……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故其（音乐）清明象天，其广大象地，其俯仰周旋有似于四时。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22) 荀子持论如此，是因为他谙悉音乐的特殊魅力，此魅力不仅可以善养人心，移风易俗，更可以泄导人情，起到净化心理的效果。如果人的喜怒哀乐等情绪被压抑太久而无法宣泄，这些情绪就会日积月累，酝酿成具有破坏性的心理冲动，致使理性无法控制，倘若一旦爆发，就会不管不顾，恣意妄为，毁损伦理，造成乱象。因此荀子断言：“夫民有好恶之情，而无喜怒之应则乱”(23)。正是出于这一原由，荀子认为正声雅乐作为正确的音乐种类至为关键，而且需要大力普及，以期发挥广泛的道德教化作用。在他眼里，舞韶歌武，雅颂之声，同为典范，亟需推广，因为这类音乐作品可使人心向善，远离邪行，成就修身养性之德。至于那些淫邪奸乱的流调，荀子力主禁绝，以免腐化人心。在判别音乐这一点上，荀子显然是上承孔子之旧说，无视孟子之变通，褒雅乐而贬流调，几乎是先验断定，毫无商量的余地。 至于演奏的乐器，荀子认为钟鼓琴瑟应该配合得宜，借此确保中正平和风格的充分展现。这样一来，就会使“其清明象天，其广大象地，其俯仰周旋有似于四时”。在我国古代思想中，“天地”象征整个自然界；“四时”意指逝者如斯的时间之流，代表一年的收获和成果，故有“四时行，百物兴”之说。从这些方面看，音乐上合天地之规律，下启民众之性情，是沟通天人之际的桥梁。相应地，音乐演奏务必展现这种特质。荀子之所以如此看重音乐，就是因为好的音乐可以导人情，正人心，使天地万物各安其位，和平共处，兴旺发达。这一点明确地反映在荀子对音乐的至高期许里。如他所言：“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24)可见，乐感于内，礼作于外，彼此结合，双管齐下，可以从内而外地塑造人的心境、性情、品味以及言行举止，将其导向“文质彬彬”之途，最终实现儒家理想中的君子人格与太平治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