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竞技公输般 墨子还是一位杰出的实践家、科学家，是我国古代的一位能工巧匠，具有高超的技艺。史书记载了他与公输般竞技的故事。 公输般，姓公输名般，又称班、盘、斑、即今广为流传的鲁班。公输般是春秋时期鲁国人，也是我国古代的一位能工巧匠，相传曾发明了刨、钻、锯等匠器工具，被历代工匠奉为祖师。墨子与公输般是同时代人，相传他曾与公输般比巧竞技。《淮南子·齐俗训》记载：鲁班、墨子以木为鸢（yuān，即鹰），在天上飞了三天而没有停下来。公输般曾为楚国制造攻城器械——云梯，准备攻打宋国。墨子闻之，从鲁国行十日十夜抵达楚国，与公输般斗智比勇。墨子用小木片制成守城器械，结果公输般九设攻城之机变，而墨子九拒之。公输般攻城之计穷尽了，而墨子守城之策则有余，终于使公输般这个赫赫有名的能工巧匠认了输。 当然，公输般只不过是个著名的工匠，并没有什么系统的政治主张和文化理想，而墨子则是从平民工匠中脱颖而出的伟大思想家，因而公输般与墨子根本无法相提并论。《墨子·鲁问篇》载：公输般自鲁至楚，帮助楚国制造了舟战之器，敌人的船来进攻，就用镶来推拒它，敌船若退，就用钩来拖住它，楚国因为有了这些器械，多次大败敌国。于是公输般十分得意，向墨子夸耀说：“我的战船上装有钩和镶，难道你的学说里也有能战胜敌人的钩和镶吗？”墨子回答说：“我学说中的钩和镶远远胜过你战船上的钩和镶。我以爱为钩，以恭敬为镶，不用爱，钩则不亲，不用恭，推拒就会轻慢，轻慢而不亲近，不久就会离散。而你用钩来阻止别人，别人也会用钩来阻止你，你用镶来推拒别人，别人也会用镶来推拒你，结果是互相攻伐，两败俱伤。假若实行我的学说，兼相爱，交相恭，就会交相利。故而我的钩、镶胜于你的钩、镶。”公输般无以作答，默然叹息。 墨子是伟大的思想家，他所思考的不是一时一处的胜负之分，而是从社会的根本大计出发来看待一切。这也许是他放弃工匠生涯而转向职业社会活动家的根本原因，也是他与公输般的根本区别之所在。墨子把人生理想和社会正义看得高于一切。有一次，墨子从鲁国到齐国看望多年未见的老友，他的朋友告诉他说：“现在天下无道，物欲横流，没人行义了，你又何必独自苦行为义呢？不如算了吧！”墨子回答说：“现在有一人，他有十个儿子，九个闲着，只有一人耕种，耕种的人不能不紧张工作啊。何以故？因为吃饭的人众而耕种者寡。正因为现在天下无人行义，所以我才要奋力行义！”墨子这种独立高尚的救世精神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墨子是一位利他主义的社会思想家，他出身工匠，又把工匠技术纳入他的思想观念之中，用兼利天下的眼光去看待技术。《墨子·鲁问篇》载，公输般用木头做成鸢，在天上飞了三天没有落下来，公输般自认为很精巧，而墨子却说，他做的鸢，还不如一位普通工匠所做的车轴上的销子。普通工匠片刻削成一块三寸的木片，置于车上就可承担五十石的重量。故而墨子认为工匠技术必须是有用之物，只有利于人的东西，才能称得上是精巧的，只好玩好看而对人无利的东西就算不上精巧。可见，墨子是以实用与功利的目光去看待技艺，而这种技术观是与他的整个思想体系紧密相关的。 鲁班与墨子是同时代的两位著名的科学家和发明家，然而墨子更是一位富于思想的科学家。墨子的存在主要的不是作为一名工匠，而是作为墨学的创始人而存在。墨家学派在墨子的影响下，不仅丝毫不鄙视技艺和实用技术，而且重视对数学、力学、光学等科学的研究、利用，使墨家在中国古代自然科学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所以，鲁班尽管有许多发明贡献，但与墨子相比，只可望其项背，不能窥其全局，总体上仍处于一个较低的层次上。 5.止楚攻宋 墨子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崇尚和平，反对战争，主张兼爱，厌弃攻伐。为了和平的理想，墨子常置生死于度外，善于运用杰出的智慧、不凡的辩才和英勇的胆略去实践自己的政治主张。 春秋战国时代，天下大乱，诸侯混战。墨子目睹战争的残酷无情，公开倡导非攻，反对战争，开始了他为实现“国际”和平而奔走呼号的正义征程。 墨子认为，当时的王公大人，天下诸侯，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指挥其爪牙侍从，驱动其舟车卒伍，披坚执锐，以攻无罪之国，践踏他国的庄稼，斩伐他国的树木，拆毁他国的城池，杀戮他国之百姓，掠走他国之财物，这是“亏人以自利”的不道德行为，是最大的不义不仁之行径，天下应共起而讨伐之。墨子对那些挑起战乱、仗势欺人的大国之暴行深为愤慨，同时对遭受蹂躏的小国人民则寄予深切的同情。墨子是“非攻”的倡导者，也是这一思想的实践者，为了避免战争，减少灾难，他尽了应有的努力，历史上，“止楚攻宋”的故事即为著名的例证。 楚国当时是南方的大国、强国，而宋国是中原地区的小国、弱国。楚王为攻打宋国，请公输般制造了一批云梯，准备随时进伐。宋国危在旦夕。墨子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震惊，一面吩咐禽滑厘带领300 多人前往宋国支援，一面亲自前往楚国，劝说楚王放弃不义之战。 墨子日夜兼程，走了十天十夜到达了楚国的都城郢，会见了公输般。公输般说：“您见我有何吩咐？”墨子说：“北方有个人欺侮了我，想请您杀了他。”公输般一听，顿时不悦。墨子说：“我愿出高价。”公输般听了更为恼火，愤然说：“我奉行义，决不杀人！” 墨子听了公输般的话，心中暗自高兴，站起来再拜公输般说：“咱们就讨论一下你刚才说的义吧。我听说你造了云梯，将用它攻打宋国，宋国有什么罪呢？楚国有的是土地，只是人口不足。现在要牺牲不足的人口去掠夺有余的土地，这不能说是明智的。宋国无罪而去攻打它，不能说是仁。知义知仁，而不去谏争，不能算做忠。谏争而无结果，不能算做强。不杀一人，却去杀众多的百姓，决不能说是聪明。”公输般认为墨子说得有理。 墨子问：“既然你认为我说的有理，那么为什么不取消攻打宋国的主张呢？”公输般说：“不能。我已经对楚王许愿了。”墨子说：“为什么不带我去见楚王呢？”于是公输般带墨子去见楚王。 墨子见了楚王，对楚王说：“现在这里有一个人，舍弃他漂亮的衣服，邻居有一件粗布短衣，却想去偷它，舍去美味佳肴，邻居有糟糠，却想去偷它。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楚王说：“这个人一定是得了偷窃病了。”墨子又说：“楚国有地方圆五千里，宋国只有五百里，这相当于彩车与破车之别。楚国有云梦大泽，各种珍贵稀有动物充满其中，有长江，汉水，各种鱼类应有尽有，可谓富甲天下，宋国连野鸡、兔子、狐狸都没有，这简直有佳肴和糟糠之别。楚国有松、梓、楠、樟等名贵木材，而宋国连棵像样的大树都没有，这简直是华丽的丝织品与粗布短衣之别。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要攻打宋国，这与患偷窃病的人有何区别呢？大王如果真的去攻打宋国，一定会伤害仁义，却不能占据宋国。” 楚王说：“你说的有理。但公输般已为我造好了云梯，我是非攻打宋不可了！” 墨子于是解下腰带，围成一座城的样子，用小木片代表守城用的器械。公输般九次设计攻城用的云梯等器械，墨子九次抵住了他的进攻。公输般攻城的计策用完了，而墨子守城的计策还绰绰有余。狡猾的公输般又心生一计，说：“我知道用什么办法对付你了，但我不说。”楚王问什么原因，墨子说：“他的意思，不过是想杀了我。杀了我，宋国就没人能防守了，就可以进攻了，但我的学生禽滑厘等300 多人，已手持器械在宋国都城上等待着你们的入侵呢！即使你们杀了我，同样也不能得逞。”楚王无奈，只好取消了攻打宋国的念头。 墨子胜利地完成了止楚攻宋的使命。从楚国归来时，恰巧天下大雨，他想前往宋国的闾门内避避雨，而宋国守门人却不愿接纳他。这段止楚攻宋的故事，是墨子兼爱非攻和平思想的典型表现，历史上已传为美谈。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言，墨子出面援救宋国，纯粹是由他的哲学思想使然，并非为了做官或发财。方授楚先生也指出，墨子止楚攻宋，去的时候，从鲁国出发，回来的时候经过宋国，且守关的大夫将他拒之门外，可见墨子不是宋国人，他去救宋国实则出于他的哲学大义，乃其救世精神之具体体现。 6.献书楚王 据记载，楚惠王五十年（公元前439 年）前后，墨子游历至楚国，特向楚惠王献上自己的一部著作。楚惠王接受了献书并仔细地阅读之，说：“这是本好书啊。我虽然没有得到天下，但乐意奉养贤人志士。”墨子听了楚惠王的一番话，就说：“我听说凡是贤人进见君王，如果贤人的议论不被采纳，就不能无功受赏；如果贤人的义理不为君王所听信，就不能在君王的朝中任职，现在我的学说不被采纳，就请让我走吧。”于是墨子想向楚王辞行，楚王以年老为由，避而不见，派大臣穆贺前往会见墨子。 穆贺见了墨子，墨子就向他陈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穆贺十分高兴，并对墨子说：“你的见解太好了，但君王是天下之大王啊，恐怕会认为这些主张是出于贱人而不予采纳。”墨子说：“一个主张只要实用就可以了。就像药，只是一团草根，天子食之而能治病，难道能因为它是草根而不予食用吗？又如农夫纳税于王公大人，王公大人用农夫之税置办酒肉以祭祀上帝鬼神，难道能因为是贱人所为而上帝鬼神不享用吗？况且大王也听说过商汤屈尊求见贱人伊尹的传说吧？如果大王能学习商汤，就会采纳贱人的主张了。” 鲁阳文君知道墨子想离开楚国的消息，马上求见楚王，对楚王说：“墨子可是北方有名的圣贤之人啊。君王不接见他，也不对他施以重礼，恐怕白白丢失了一位人才吧？”楚惠王于是命令鲁阳文君将墨子追回来，并以五百里的土地赐封于他，但墨子坚决不接受，毅然离楚而去。可见墨子所关心的是自己的理想能否实现，并不是个人的功名利禄，他追求的乃天下之大公大利，而不是个人之私利。“道不行不受其赏，义不听不处其朝”，这正是墨子个性的真实写照，他决不拿原则作交易，更不是为升官发财才宣扬自己的主张，他的目的是救万民于水火，实现其“兼相爱、交相利”的社会理想。 7.谢绝越封 如前所述，墨子是一个不为名利所惑的哲人。他的一生中升官发财的机会很多，但都因不合其理想而被一一拒绝，始终过着清苦的平民生活。据《鲁问篇》载，墨子派他的弟子公尚过到越国去，公尚过用墨子的道义理论游说越王，越王听了墨子的学说很高兴，并说：“先生您如果能请墨子亲自到越国来教侮我，我就割让原来吴王的五百里土地赐封给墨子。”公尚过答应回去请墨子。于是越王准备了50 辆大车，让公尚过回鲁国迎接墨子。 墨子得知此事，说：“越王如果信奉我的理论，采纳我的政治主张，那么我就甘心为越国效劳，何必分封于我呢？相反，如果不信奉我的理论，不采纳我的政治主张，而我又前去接受赐封，那么我就是用义去换取显赫的地位了，这是我所不能做的。”可见，墨子向来是以义为本，道德理想高于一切的。 8.墨子与巨子 由墨子所开创的墨家学派，几经努力终于成为春秋战国时代与儒家并称显学的文化团体，孔子与墨子也分别成为这两大学派的祖师和精神领袖。孔子去世后，儒学分为八派，墨子去世以后，墨家开始分化，形成了三个均宗墨子然而并不完全相同的流派。 墨家有着严明的纪律，是个高度集中统一的组织。墨子在世时，墨家学派的成员大都由墨子推荐到各个地方去做官，他们又把官俸的一部分交给墨子，共同使用。如墨子曾将其高足耕柱子推荐到楚国去做官，墨子对耕柱子非常器重，认为他可以担当大任。耕柱子在楚国做官后，他的几位同学前去探望，耕柱子请他们吃饭，每餐仅供食三升，招待并不优厚。这几个人从楚国回来后，告诉墨子说耕柱子在楚国没有什么好处。墨子却说：“这未可知。”不久，耕柱子送给墨子十镒金，并说：“弟子不敢贪图财利，以违法纪送死。这十镒金，请老师收下共同使用吧！”可见，耕柱子虽然为官，但他仍以墨家的纪律约束自己，自己过着俭朴的生活，却主动将俸禄交给墨子公用。可见墨子教育学生之严。 墨子的学生在外地做官。必须遵从墨家的主张，有利于推行墨家主张的地方就留任，否则就离去。如墨子推荐其学生高石子去卫国做官。卫国国君见是墨子推荐来的，就给高石子以丰厚的待遇，安排在卿的爵位上。但高石子三次朝见卫君，提出了各种主张，均不被卫君采纳，于是高石子就离开了卫国前往齐国。高石子回来向墨子说明为什么去卫就齐的原因，并说：“我这样离开卫国，卫国国君必以为我疯了。”墨子说：“离开卫国，假若符合道义，承受发疯的骂名又能怎么样呢？”“实行道义不能避毁趋誉。”高石子说：“我离开卫国，完全是为了遵守道义。以前老师说过：天下无道，君子不应处在厚禄上。现在卫君无道，我若图恋人家的俸禄和爵位，就是只图吃人家的米粮了。”墨子听了十分高兴，连连称赞高石子是“倍禄而乡（向）义。” 墨子要求其学生在推行墨家主张时，应根据所处国家的不同情况“择务而从事”，即应灵活运用，对症下药。如墨子推荐其学生魏越到越国去做官。魏越问老师说：“如果见到四方君主，将如何布道呢？”墨子说：“到了一个国家，必先选择最重要的事情加以劝导；假若一个国家混乱，就告诉他们尚贤尚同的道理；假若这个国家贫穷，就告诉他们节用节葬的道理；假若一个国家君王沉溺于酒色，迷于声乐，就告诉他非乐非命的道理；假若一个国家君王荒淫怪僻、不讲礼节，就告诉他应尊天事鬼；假若一个国家推行强权政治，肆意欺侮、侵略他国，就告诉他兼爱非攻的道理。”这就是墨子所讲的“择务而从事”之理。 当然，墨子的学生中，亦有违反纪律者。像这种人墨子都严加训斥和管教。如曹公子，墨子推荐他到宋国去做官，然而，他处高位不让贤，有财不分给贫苦人，墨子很生气，认为他这样做不会有好结果。又如胜绰，墨子派他到项子牛处做官，项子牛三次入侵鲁国，他三次跟从，从而违背了墨家非攻的主张，墨子一气之下，派弟子到项子牛处，请求辞退胜绰。 墨子死后，墨家分为三派。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墨家是一个纪律严明的集团，这个集团的首领为巨子，墨子可能是墨家历史上的第一位巨子。墨子以后的巨子有三位最有名，一是孟胜，二是田襄子，三是腹。据传，孟胜与荆之阳城君友善。荆王死，阳城君参与吴起兵变。兵变失败，阳城君逃之，托国于孟胜。孟胜守国无望，欲以死报阳城君。弟子徐弱力谏。孟胜认为死亡正是行墨家之义，乃把巨子之位派人传给宋国的田襄子。孟胜死后，其弟子80 余人亦全部自杀。两位受孟胜之托传位给田襄子的使者，返回后亦自杀身亡，演出了中国历史上悲壮的一幕。 田襄子，乃宋国之贤士，因孟胜传位于他而闻名。 腹，在秦国任职，其子杀人，秦惠王说：“先生年龄已很大了，只有这么一个儿子，我已下令免他一死，您就听我的一次吧。”腹说：“杀人者死，伤人者刑，这是为了禁止乱杀伤害无辜。禁杀伤人，是天下大义，大王虽赦免了他，而我不可不行墨家之法。”于是不许惠王，遂杀其子。对此，连吕不韦都大为感动，认为墨家巨子真是大公无私的人。 可见，墨家集团大都是直而无曲、顶天立地的壮士，他们坚守墨家之法，客观理智，大公无私，行侠仗义，英勇无畏，这正是墨家的重要特征，也是他们不同于儒家的地方。在儒家看来，可以仕则仕，可以行则行，“无可无不可”，讲究权变，进退自如，采取有道则行，无道则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处世方式。儒家处处笼罩着圣贤气象，而墨家则到处充满着豪杰气概。 二、爱的理想主义 众所周知，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充满战争与灾难的时代。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一残酷的社会现实？怎样才能从根本上解除这一社会危机呢？这些问题是春秋战国时代重大的社会问题，也是许多思想家和哲学家孜孜以求、苦苦探索并试图解决的根本问题。 由于不同的思想家所持的世界观不同，他们观察社会的方式和出发点也各不相同，其理想的社会模式也不相同。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认为道德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出发点，主张重建西周的人文传统秩序，以返回到尧舜禹之大同社会为最高理想。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他认为社会之所以产生混乱，是由于人们丧失了纯真的自然天性，只有反璞归真，无知无欲，超然于物，重新回到那种“鸡犬之声相闻，民至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的时代，才能克服当前的社会危机。 墨子的主张既不同于孔子，又不同于老子。他认为当前社会危机的根源是由于人们只爱自己的国家，而不爱别人的国家；只爱自己的家庭，而不爱他人的家庭；只爱自身而不爱他人所造成的。所以要想从根本上克服社会危机，只能实行“兼爱”。一旦实现了人人“兼相爱，交相利”，不仅能结束当前的社会混乱状态，而且能实现天下太平、共同富裕的社会理想。因此我们说儒家是道德的理想主义，道家是道化的自然主义，墨家是爱的理想主义。 1.兼爱之因由 墨子所主张的“兼爱”，就是要求每个人都能不分你我、不分贵贱、不论贫富、不讲种类、不管血缘、不论国度地爱一切人，即是“人人爱人，我爱人人”。由此可见，墨子可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博爱主义的倡导者。那么，墨子为什么在那个等级森严的时代里偏要提倡无差别的“兼爱”呢？其目的不外有二：一是为兴利除害，一是为去乱求治。 墨子说：“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为事者也。”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这是墨子终身奋斗的目标。那么天下之害是什么呢？墨子认为，像今天这种国与国之相攻伐、家与家之相篡夺、人与人之相贼恶、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谐等诸种现象，就是天下之公害。 在墨子看来，造成此种公害横行的根本原因是人们相恶不相爱。他说：现在的诸侯只知爱其国而不知爱人之国，所以不惜倾全国之人力、物力、财力去攻打别人之国；现在各个家庭成员只知爱自己的家，而不知爱别人的家，故不惜举其全家来破坏他人的家；现在人人只知道爱惜自己，而不知道爱护他人，故而不惜尽全力以坑害他人。这样，诸侯不相爱，攻城野战就连绵不断；家主不相爱，相互篡夺之事也就不断发生；人与人不相爱，相互欺骗、相互伤害之事就不可避免。君臣不相爱，则君不惠，臣不忠；父子不相爱，则父亲就不慈祥，儿子就不孝顺；兄弟不相爱，则兄弟之间就不协调和谐。天下之人都不相爱，则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傲贱，诈必欺愚，于是，天下祸篡怨恨就发生了。所以，不相爱是一切祸害产生的根由。只有兼相爱，才是解决这些问题与祸害的良药。 “兼相爱”不仅是兴利除害的需要，同时也是拨乱求治的需要。墨子认为，凡圣人治理国家，一定要弄清混乱的原因在哪里，然后才能有的放矢，对症下药。那么乱的根源是什么呢？墨子明确指出：乱在于不相爱。 正是儿子自爱而不爱其父，才会对父亲不孝顺而谋自己的利益；大臣自爱而不爱君王，才会对君王不忠而只谋私利；弟自爱而不爱兄长，才会坑害兄长引发不和睦。如此推来，父不慈，子不孝，君不惠，臣不忠，兄不善，弟不良，人人相恶不相爱，从而导致整个社会风气的恶化，人人亏人以自利，天下不可能不乱。因而只爱己不爱人是造成天下动乱的总根源。 墨子认为天下的一切灾难，人间的一切邪恶，包括盗窃、杀人、战争、怨仇、嫉恨、诈骗等等违法犯罪现象都是不相爱带来的恶果。而如果实现了“兼相爱，交相利”，所有这些灾难与邪恶都会烟消云散，自然消除，人间就能形成天下一家、互爱互利的美好局面。他试图用普遍的爱来解决社会的根本问题，表现了墨子善良美好的愿望。当然，墨子的兼爱不是无源之水，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什么舶来品，而是对春秋时代颇为流行的“仁者爱人”的思想观念的进一步推演和升华。有人拿“兼爱”与西方的“博爱”相比较，认为墨子是西方人而不是中国人。此说实乃无稽之谈！ 墨子用“兼爱”作为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出发点，这在当时具有很大的空想性，然而在这种空想中始终贯穿着平等的精神，这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 2.兼以易别 墨子兼爱的具体内容就是兼以易别，所谓“兼”就是“视人之国若己之国，视人之家若己之家，视人之身若己之身”。总之，“为彼者，犹为己。”就是说要不分彼此，不分你我，视人若己，爱我若己，为人若己。所谓“别”，正好与“兼”相反，它是“处大国就攻小国，处大家就篡小家，强劫弱，众暴寡，诈欺愚，贵傲贱”。总之，它是一种人与人、国与国、家与家互相侵害、互相仇视的邪恶的社会现象，是社会的病态表现。“兼以易别”就是要用爱人若己去取代互相仇视和侵害的不良风气。 墨子首先向人们陈述了相侵相害、自私自利的危害，然后提出用“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来改变这种“不相爱”、“亏人以自利”的社会现实。“视人若己”、“爱人若己”是墨子设计的爱的社会的理想蓝图，这种蓝图与儒家所设想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以及“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孔子是把大同理想寄托于遥远的过去，而墨子的理想则注重现在；孔子的理想社会是以“亲亲”、“尊尊”为始点、为前提的，他承认或顺应了人的自然亲情，而墨子则根本不理会社会中的亲疏、远近、等级关系。在他看来，那种“亲亲”、“尊尊”的自然亲情关系恰恰是人们只爱自己、自私自利的根源。而他大胆冲破了血缘与亲情的界限，肯定爱人若己、视人若己，这是墨子与孔子的不同之处。由此可见，孔子是顺而取之，墨子则是逆而成之。 虽然墨子的思想具有极大的空想性，但其理论价值和精神内涵却是不容忽视的。它反映了人们对社会罪恶现象的厌恶和敌视，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社会的憧憬，体现了人类的尊严和其精神的崇高。正是这种不分彼此、不分种族、不分疆域、不分贵贱贫富的平等博爱，才体现了人类精神的抽象之爱，体现了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别于万物又高于万物的根本所在。 墨子“兼以易别”的社会理想给中国历代思想家以深远的影响。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领袖洪秀全、百日维新领袖谭嗣同以及梁启超等人都曾深受墨子影响。洪秀全曾言：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得存你吞我并之念，又说：要使现在的充满欺凌、掠夺、争斗、仇杀的世道变为“强不犯弱、众不暴寡、智不诈愚、勇不苦怯之世也”。洪秀全连使用的语言都类似于墨子，足见墨子兼爱思想对其影响之大。谭嗣同曾明确表示墨子兼爱思想是其著名著作《仁学》的理论源泉。梁启超则大声疾呼：“欲救中国，厥惟墨学！”由此可知，墨子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曾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前赴后继，艰苦奋斗，为实现公正、平等的社会理想而努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