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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贤使能的人事原则 如上所述，墨子把统一天下意见的工作，寄希望于从“天子”到“三公”、“国君”、“卿大夫”、“乡长”、“里长”等各级社会管理组织的领导者，而这些领导者的才能、德行、聪明、口才是否称职，就成为组织共有价值观能否确立的关键。为此，墨子提出“尚贤使能”的明确主张，主张凡派去治理国家、官府、城镇、乡里的人，都应该是国家的贤能之士。墨子指出：如果让高贵而有智慧的人去管理愚蠢而低贱的人，国家便能治理好；相反，让愚蠢低贱的人去管理高贵而有智慧的人，国家就要混乱。 这里墨子所推崇的“高贵而有智慧”的管理者，其“智慧”是指管理者本身所具备的德才兼备的品格，其“高贵”则指的是必须给予这些管理者从事管理活动所必需的名利地位。墨子将其概括为三个基本要点：爵位不高，百姓就不敬重；俸禄不厚，百姓就不相信；政令不决断，百姓就不害怕。所以必须给贤士们以高贵的爵位，给予丰厚的俸禄，委派以处理政事的重任，给予决断命令的权力，这不是为了赏赐他们，而是希望他们可以放手管理，从而获得成功。 墨子特别强调，一个组织的领导者如果能够诚心诚意地对待各级管理人员，尊重他们，信任他们，放手使用他们，就等于扩大了自己的管理能量。 如此看来，墨子所谓“高贵而有智慧”的管理者，其“高贵”，不在于“出身”高贵，而在于职位高贵。即使是农民、手工工人或商人，只要有才能就加以推举选拔，给予高官厚禄，委派以处理政事的重任，给予决断事理、发布命令的权力。这里，体现出一种“不拘一格用人才”的可贵思想。 与此同时，墨子还指出，如果统治者只是按照自己的喜怒哀乐、远近亲疏去用人，而不以才能为标准，那就有可能出现以下尴尬的局面：把那些不能胜任百人之治者，放置在千人之治的岗位上；不能胜任千人之治者，放置在万人之治的岗位上。这样，等于给这些低能者人为地提高了十倍的身价。他们只有一分的办事能力，却十倍地给予他们官职。那么，到头来他们也只能治理十分之一，而放弃其他的十分之九了。 上下通情的沟通原则 墨子所主张的“尚同”，最终的目的是要把一个组织的不同意见统一起来，形成共有的价值观。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其前提在于上级与下级之间的充分沟通。 墨子指出：领导者管理政事，掌握了下面实情的就能得到治理，不掌握下面实情的就要引起混乱。如充分了解到民众的善恶是非，就能对好人加以奖赏提拔，对坏人加以惩罚，那么国家一定能得到治理；如不能掌握实情，就必然引起混乱。 因此，墨子十分强调，思想统一的前提，在于充分尊重民众的意愿。假如不了解民情，不把握民意，上下思想就不可能真正得到统一，上级的意图也就不能真正得到下级的理解、认同和贯彻。由此看来，墨子所主张的“尚同”，并不是领导者的独断专行，而在于充分吸取民众意见之后所形成的真正意义上的“共识”。 所以，高明的领导者治理天下，他挑选出来充当自己助手的都是优秀的人才，帮助他观察、听取意见的人很多，集思广益，兼听则明。 为了帮助员工解决需跨部门协调解决的问题，联想的杨元庆亲自总结了联想沟通四步骤：一是“找到责任岗位直接去沟通”，即直接找到问题涉及的关键岗位协调解决；二是“找该岗位的直接上级沟通”，即可以要求关键岗位的上级予以帮助；三是“报告自己上级去帮助沟通”，就是要求自己的上级去找关键岗位上的人进行沟通；如果还不行，就采取第四步，“找双方共同上级去解决”。联想的沟通四步骤，是以解决问题为原则，采取自下而上的反映路径。这种方法“层层递进”，实效强，很值得其他企业借鉴和效仿。 兴利天下的经营原则 墨子主张以兴利除害为人生的经营目标，图谋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在兴利方面，墨子反对宿命论，主张人们努力作为、积极进取；在除害方面，墨子反对浪费，主张节约。为此，墨子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措施。 义以利人的经营目标 墨子所谓的“义”，实际上就是为天下百姓谋利，有利于天下百姓的事便去做，不利于天下百姓的事便不去做。为天下人谋利，既是大义，也是大利。为此，墨子还专门算了一笔账： 商人到四方去做买卖，是因为买卖的市价相差好几倍，有利可图。虽然其中有通过关卡的困难，有遇到盗贼的危险，也毫不顾忌，坚持把买卖做下去。而士人只要坐着宣传“义”，没有通过关卡的困难，也没有遇上盗贼的危险，这样做同商人取得的利益相比，倍数多得无法计算，可是却不去做。可见士人计算利，就不如商人精明。 在墨子看来，宣传“义”个人所付出的并不多，而天下人由此而获得的利益却相当大，因此可以说是一笔相当“合算”的买卖，应该作为人生的最佳选择。 非命尚力的进取精神 墨子提出过著名的“三表法”，就是考察言论正确与否的三个标准：第一是向上探求古代圣王的事迹；第二是向下考察百姓耳闻目睹的事实；第三是把这些言论具体化为政治管理的措施，看它是否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墨子运用“三表法”，揭示了“有命论”的荒谬和危害，提出“尚力”的主张。他指出：人类当然与禽兽、麋鹿、飞鸟、爬虫们不同。后者可以听天由命，以它们的羽毛为衣裳，以它们的蹄爪为鞋袜，依靠它们周围的水草为食物，因此即使雄性的动物不耕田种地，雌性的动物不纺纱织布，也能够衣食无忧。而人类就不一样了，“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 相信“有命论”的人认为，人生的寿夭、贫富，社会的安危、治乱，都是由预定的“天命”决定的，人的力量无法减损与增益。个人的困穷、显达、受赏、被罚、吉祥、祸殃都有定数，个人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也不能改变它。墨子指出，如果官吏们相信了这种说法，就会怠慢分内的职守；百姓们相信了这种说法，就会懒于劳作。官吏们不理政事，社会就会混乱；农事废弛，国家就会贫穷。既贫穷又混乱，就会败坏政治的根本。 人们排除了“有命论”的影响，认识到一切依靠自己的力量，就能勤奋工作。墨子这种“非命尚力”的思想，突出财富的来源在于人的劳动和创造，鼓励人们奋勉努力，洋溢着自强不息、积极进取的精神，值得肯定。 节用尚俭的消费观念 墨子观察到了当时社会生产与需要之间的矛盾，认为要解决这个矛盾，除了加强生产之外，还要靠“尚俭”、“节用”。 墨子制定了“节用之法”，其主张具体包括多方面的内容： 一是反对统治者为了享乐而横征暴敛和掠夺老百姓的财富。因而要求统治者力行节约，懂得“俭节则昌，淫佚则亡”的道理。 二是反对衣饰过度追求华彩，认为“衣服之法”在于冬服足以御寒、夏服能保持凉爽就可以了。不主张过分追求五味调和、气味芬芳和罗致远方的奇珍异品。 三是反对制造华美的兵甲车船，认为剑的作用在于击刺，铠甲的作用在于防护身体，车的作用在于负重到达远方，舟船的作用在于渡河。因此，制造这些兵甲车船，只要达到其功能即可，没有必要作额外的打扮装饰。 四是主张简易的宫室建造，认为建造房屋宫室，四壁能够抵御风寒，房顶能够遮蔽雨雪，中间洁净，墙壁能够隔绝男女，使之有别，就可以了。 五是提倡节葬。他认为，儒家的葬礼仪式繁杂，多以财货殉葬，礼制规定的居丧期又很长，使生者难以承受，因此主张薄葬、节葬。 六是主张非乐。墨子认为音乐不能给人民带来实际的利益，统治者为了满足对音乐的享受，必将征调许多劳力制造乐器，充当乐手，耽误了生产劳动。如果老百姓也起而仿效，就会妨碍耕织生产，因此，他反对儒家的“礼乐”，主张“非乐”。 墨子的“节用”主张，有些措施过头了，但是，反对统治者的穷奢极欲，避免社会财富的过度消耗和浪费，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