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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仁义的提出 孔子从人的情感出发阐释礼的起源。他认为孝亲祭祖，都有相应的情感基础，孝基于对父母的敬爱，祭基于对祖先的怀念。譬如为父母服三年丧，就是子女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报答，它出自人的不忍之心（《论语·阳货》）。宰我欲废三年之丧，孔子说他“忍”，说他狠心。与狠心相反的就是不忍，就是爱心，这种不忍的心情就是仁。仁犹如洁白的质地，礼犹如色彩鲜艳的画面，“绘事后素” （《论语·八佾》），仁是礼的内在基质，礼是仁的外在流露。离开仁的礼没有实质性价值。“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子张概括孔子的思想时说：“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 而亦何常师之有? ”（《论语·子张》） 孔子对仁礼关系具有独创性的思想是与观察分析人的情感分不开的。 孔子对社会发展提出了一些基本设想，他认为家族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家族内的行为规范是其他社会规范的起点。 “德之本”即在于人的内心道德情感，特别是孝。其弟子有若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 《论语·学而》）。孔子曾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子认为此“一”即“忠恕”。忠即已欲达而达人，已欲立而立人；恕即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说：其他社会规范都源于不忍之心，是家族行为规范的外化。 孔子为日渐崩溃的礼寻找人类情感依托，把外在的行为规范转化为内在的心理需求。礼不再是冷冰冰的教条，而是人性的自觉流露。礼不再是贵族的专利，而是人类普遍的道德价值。他“把道德律从氏族贵族的专有形式拉下来，安置在一般人类的心理的要素里，并给以体系的说明” 。但是，孔子提到的人类情感，只不过是人类情感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它基本限于家族成员之间的情感，更为广泛的人类情感还没有被提到应有的地位上来。 战国时期，随着宗法制瓦解，家族以外的社会伦理的相对独立性得到认识。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孟子把孔子所强调的“仁”固定为家庭宗法基本伦理原则的同时，把“义”作为长幼关系、君臣关系等社会伦理原则加以讨论。他把仁视为恻隐之心，并认为它是最基本、最普遍的人性概念，是其他人性概念的基础。但他认为，人心中不但有以孝为中心的恻隐之心的体现——仁，而且内含着调节社会生活关系的羞恶之心的体现——义。他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 为了论证“义”也是内在的，孟子曾与告子展开辩论。告子认为： “义，外也，非内也” 。他说：“长楚人之长，亦长吾之长，是以长为悦者也，故谓之外也”（《孟子·告子上》）。尊敬长辈的这种情感不因为长辈是本国人还是楚国人而有区别，不因为与自己关系的不同而有所区分，可见尊敬长辈的这种情感是由长辈这个外在的客体所决定的，取决于客观因素，因而义是外在的。孟子反驳告子说：所有的道德情感都源自道德主体，尊敬长辈的心情是由尊敬者内心发出的，而不是由被尊敬者内心发出，“且谓长者义乎?长之者义乎”? 而且我们也并不是对年齿高的一切事物不加区别地对待，“不识长马之长也，无以异于长人之长与? ”（《孟子·告子上》） 我们尊敬年龄比我们大的长者，对年齿高的动物最多只有爱惜，却谈不上尊敬，可见尊敬长者这种心情是由我们自己决定的，内在于人心。 孟子说：“人者，仁也，合而言之，道也” （《孟子·尽心下》）。人心中的仁义属性与人之别于禽兽的理性能力就是“道”，它是一切伦理原则的根据。在他看来，宗法伦理和社会伦理都是由仁义推演而来。他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孟子·尽心下》）。礼制即是对仁、义两种不同内容的伦理行为规范的调节和文饰。 孟子的仁与义都有明确的内容，他说： “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孟子·离娄上》）。 又说：“亲亲仁也，敬长义也” 。所谓“从兄”与“敬长”同义。这个“长”包括一切长者，它不像亲亲之“亲”那样与自己有亲族关系，所以实质上，孟子的“仁”的概念主要针对宗法伦理，而“义”则是针对宗法伦理之外的社会关系，是君臣上下贵贱之宜。孟子一方面竭力扩充仁的内涵以及覆盖面，另一方面，他对“义”又非常重视，试图给“义”以相对独立的地位。 “未有仁而遗其亲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孟子·梁惠王上》）。他的仁义并重的道德论具有更加明确的社会意义，包容了更加广泛的内容，也比较符合中国古代社会关系的实际。 孟子继承了孔子从内在道德心理需求论证礼的起源的思想，并结合战国时期社会关系的变化，发展了孔子思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