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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十年“文革”,许多历史人物也经历了一场“浩劫”,用“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封资修”这几只破筛子一过,可堪一顾者,所剩无几,而商鞅就是这屈指可数的幸运儿。 商鞅因其法家代表人物的身份,在“批林批孔”中受到吹捧,“文革”之后,又被作为改革者的鼻祖备受青睐。 商鞅以改革名世,又因改革惨遭车裂之祸,那么,商鞅当年进行的是怎样的一场改革呢?谈商鞅变法,不能不提《商君书》,这是一部专门为秦孝公治理百姓、控制官吏、穷兵黩武、称王称霸而出谋划策的不传之秘。在其后的历史岁月中,即使一些自称以儒治国的帝王,也往往内法而外儒,或者阳儒而阴法。所以有人说,这是一部戕害中华文明创深痛巨的坏书之最。 在商鞅的改革方案里,欲实现秦国的称霸目标,有效地控制民众,是其当务之急。商鞅为秦孝公强调了“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画策第十八》)的历史经验,即不论治理国家还是战胜强敌,都必须以制服民众为前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国家机器不过是统治阶级镇压劳动人民的工具。因此,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从根本上讲是对立的。正因如此,商鞅才提出了“民强国弱,民弱国强”(《弱民第二十》)的思想,毫不掩饰地将“国强”与“民弱”视为正相关关系,十分露骨地把国家利益与民众利益对立起来。 为了使秦国强盛,他告诫秦孝公,“有国之道,务在弱民”(同上),而弱民的根本手段是“民朴”,“国去言民则朴,民朴则不淫。”(《农战第三》)所谓“朴”,也就是使民众朴实愚昧、驯服呆滞；“淫”是指人们好学问、有知识、用智巧。他认为,民众“朴则弱,淫则强；弱则轨,淫则越志；弱则有用,越志则强。”(《弱民第二十》)只有把民众整得愚昧无知、朴实听话,才不会形成对抗国家和君主的强大力量,才会老老实实听从统治者的摆布,只有这样,君主地位才会牢固。 或曰,这套做法不是“愚民哲学”吗?殊不知,“愚民”正是其改革方案之核心。他经验老到地告诉秦王,“民愚则易治也。”(《定分第二十六》)由此可见,他的改革,是上层的改革,是“精英”的改革,不仅民众不得与闻,而且民众不得议论。为保证其改革措施的顺利推行,他毫不犹豫地剥夺了民众的言论自由,“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史记·商君列传》)也就是说,对商鞅制定的改革政策,说好说坏都不行,愚民议政是不允许的,妄加议论者,一律流放到边疆,识相者当然就不敢议论了。 那么,如何使民众愚而易使呢?他采取了多种举措,其中之一就是禁止民众的自由流动,实行严厉的户口管理制度,剥夺民众的迁徙自由,“使民无得擅徙,则诛愚乱农之民无所于食而必农。”“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垦令第二》)禁止农民的迁徙流动,就不会受各种思想文化的影响,农民也只能“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讨生活了。 他深知思想文化对于民众的影响力,“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悌)、有廉、有辩。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必削至亡；国无十者,上有使战,必兴至王。”(《去强第四》)这段话带有极其强烈的反智主义倾向。商鞅罗列的这十种事物,都属于人类文明与智慧的结晶或载体。商鞅将这些代表文明与智慧的事物视为“六虱”之首(《靳令第十三》)。他认为,只要这些事物存在,即使不发生战事,也会削弱国家,甚至导致灭亡；没有这些东西,即使发生战事,国家也会兴盛,甚至称霸天下。因此,他把实行思想控制,消灭文化载体作为治国的重点之一,而这竟然成为秦国随后“焚书坑儒”的政策依据。可以想见,倘使起商鞅于地下,如果他提出封堵互联网的建议,那是一点也不会奇怪的。 商鞅及其推行的改革,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往往是褒贬并存,毁誉同在。凡是致力于强化威权政体的改革者,都充分认识到商鞅变革的历史作用,往往对其加以肯定或同情；凡是主张仁政治国或强调社会稳定者,往往对其加以否定或指斥。王安石曾诗赞商鞅:“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王安石是北宋熙宁变法的推动者,他的赞扬,不免有惺惺相惜的况味。 反之,王安石变法的政治反对者苏轼,对商鞅则是全盘否定的,他在《商鞅论》中认为,商鞅的改革成效,“皆战国之游士邪说诡论”,《史记》肯定商鞅之功,“此司马迁之罪也。” 秦虽统一了六国,但其实行愚民政治,终致天怒人怨,民众揭竿而起,秦国二世而亡,商鞅实在是祸根。苏轼进一步指出,商鞅之术,“用于世者,灭国残民,覆族亡躯者,相踵也。而世主(历代帝王)独甘心焉,何哉?乐其言之便己也!” 苏轼毕竟是苏轼,穿过历史迷雾,他看透了历代帝王阳儒而阴法,对商鞅之术阳讳而阴用,对孔孟之道,阳奉而阴违的隐秘!这眼光是犀利而独到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