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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与惠施有同样的感慨，但二人走的却是不同的道路。庄子由此感慨而“外天下”、“外物”、“外生”（见《庄子·大宗师》），惠施则仍然以“天下”为事，“逐万物而不反”，执“有情”而“泛爱万物”。惠施之所以能够如此，这与他在“处势不便”时仍有一种“利民”的淑世主义精神和“当其时而已矣”的现实主义态度有很大关系。请看他在回答匡章“公之学去尊，今又王齐王，何其到（倒）也”的驳难时说的话： 今有人于此，欲必击其爱子之头。……子头，所重也；石，所轻也。击其所轻以免其所重，岂不可哉？……今可以王齐王而寿黔首之命，免民之死，是以石代爱子头也，何为不为！……利民岂一道哉？当其时而已矣。（《吕氏春秋·爱类》） 惠施之学本为“泛爱万物”但当“欲必击其爱子之头”时，他便衡别轻重，以“石”（物）代“爱子头”（人），这是惠施之学“爱类”（爱人）更重于“爱物”的一种表现。惠施之学本为“去尊”，但在战国时期王权主义盛行的形势下，“去尊”之说不能行于世，为“寿黔首之命，免民之死”，他采取“王齐王”而“偃兵”的政策，这是惠施顺应历史潮流，持“当其时而已矣”的现实主义态度的一种表现。 庄子不同于惠施，他认为当时是“仅免刑焉”的世道，任何有为的政治措施不但于世无补，而且会被人所“窃”，流于虚伪，加重世情的苦难。在庄子看来，“爱民，害民之始也；为义偃兵，造兵之本也”（《庄子·徐知鬼》）。因此，他不是像惠施那样“当其时”而有所作为，而是“安时而处顺”（《庄子·养生主》），“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庄子·人间世》）。 尽管惠施在政坛上屡遭排挤，历经沉浮，但他毕竟为魏国的政治和外交奔波了一生。其功过得失有待于史家作公允的评价（《吕氏春秋·不屈》篇将“惠王之时，五十战而二十败，所杀者不可胜数，大将、爱子有禽者”等等，作为惠施“大术之愚”的治魏败绩。但据《史记》，这些都是惠施“初至魏”以前的事）。钱穆谓：惠施“忧魏者深矣，要为异于三晋权诈之士也”（《惠施公孙龙》）。这是对作为政治家的惠施仍不失其布衣学者之正直本色的正确评价。 庄子比惠施晚死20余年。惠施死，庄子失其“质”，“无与言之矣”，其学术思想上的寂寞可想而知。但观庄子“过惠子之墓”以及“庄子将死”时，他身边已有一些“从者”、“弟子”服侍，其晚年的生活可能不是很凄凉。从《庄子·列御寇》篇所载“庄子将死”时与弟子关于是否“厚葬”的一段精彩对话，可知这位哲学家真的实践了他所谓“大块载我以形……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庄子·大宗师》），可谓生得逍遥，死得潇洒！ 哲学家的命运不足以用其穷达生死来说明，最重要的还要看他的著作和思想对后世发生了何种影响以及受到后世何种的评价。从这个角度说，惠施的命运远不如庄子。 在惠、庄在世时，惠施的影响可能要大于庄子。《庄子·徐知鬼》篇载： 庄子曰：“然则儒、墨、杨、秉四，与夫子为五，果孰是邪？……”惠子曰：“今夫儒、墨、杨、秉，且方与我以辩，相拂以辞，相镇以声，而未始吾非也，则奚若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