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北辰作者简介：周北辰，名亚林，字北辰，西历一九六五生，祖籍贵州遵义。一九八七年毕业于贵州师范大学中文系，一九九〇年至一九九八年任教于贵州师范大学。一九九六年起，师从当代大儒蒋庆先生，并随蒋先生创办阳明精舍。二〇〇〇年辞去大学教职，投身儒家文化复兴事业，并在各地传道讲学。现任职务：曲阜儒家文化联合会会长、深圳孔圣堂堂主。治学方向：公羊学、政治儒学、宗教儒学、儒商文化学、近现代西方政治哲学及中国国情研究。 主要著作：专著《儒教要义》、《走出意识形态的困境》、《儒教知识问答》。论文《中华文明的突围之路》、《论儒家社会主义》、《论夷夏之辩》、《论义利之辩》、《国民教育危机及其对治之道》、《儒家的贫富观》、《儒教现代改制的构想》、《儒教的二次突变与新儒教的使命》。 贫富问题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大问题，正确处理贫富问题是解决好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的关键所在，如：人心和人性问题、社会的稳定与和谐问题、政治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国家的伦理目的和社会理想问题、政府的公信力问题等等。因而，对贫富问题处理的好坏是衡量一个国家和社会政治清明与否，制度美好与否的标准。儒家历代圣贤都非常关注和重视贫富问题，儒家传统思想中饱含贫富之辩的智慧。故此，阐释儒家贫富观，疏理儒家贫富之辩的智慧资源，于我们创建中国式的现代工商业文明模式，建构和谐社会，有着重大的意义和价值。 一、励民致富 儒家治世之道，以“富民”为本。在儒家看来，要治理好一个国家，要建构一个美好的社会，必须让天下百姓都富裕起来，要做到“藏富于民”，即孔子所谓“既庶矣”则“富之”的思想。这一思想到孟子则发展成为“民本”观念。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强调以民为贵，以民为本，施仁政于民。在孟子看来，施仁政必首先关注“民生”问题，要“置民之产”。孟子说：“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则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上》）。所谓“置民之产”，按今天的话讲就是要让天下百姓都拥有自己的产业，包括衣食住行，上孝父母，下养妻儿，以及抵抗风险的经济能力。这是人的基本物质生活条件，是政治清明社会和谐的底线要求。只有天下每一个人的基本需求得以满足，人心才会稳定，社会和谐秩序的建构才有可能。故孟子进而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滕文公上》）。由此可见，在儒家看来，“民产”是“民心”的基础，“置民之产”是儒家“民本”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建构美好社会所必备的条件，是“民贵”思想的具体落实。“民贵”首先必须体现为“富民”，民不富则无以贵。 求富之心是人性本然，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朱子也说：“利者，人情之所欲”（《论语•里仁》）。在儒家看来，人们追求物质利益，追求财富是符合人性的，并认为人的物质需求的满足是对百姓施行教化的基础。《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荀子也说：“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儒家礼乐文教的落实与道德理想的实现都是建立在“富民”基础之上的。民不富则心无常，心无常则教化不行，教化不行则礼乐不兴，儒家的社会理想就无从实现。由是可知，“富民”是儒家治世经国的基础。 正因如此，儒家才励民致富，认为“帮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论语•泰伯》）。在一个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中，一个人如果不努力改变自己的贫困状况，这是一种耻辱。孔子进而还认为：“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 述而》），就是说，如果可求富贵，即使从事卑微的工作我也愿意为之。靠自己的勤劳而致富，即便从事卑微的工作也再所不辞，这是一种吃苦耐劳，忍辱负重的精神，是一种天行纲键，自强不息的精神，这是儒家所大力推崇和提倡的。尤其是在清明的政治环境中，在现代工商业社会里，每个人都要有“耻贫荣富”的观念，发扬圣人甘为“执鞭之士”的精神，脱贫致富，改变自己的物质生活环境。 二、处贫之方 孔子周游列国，在陈绝粮，随行者全都病卧不起。子路愤愤不平，问孔子说：“君子亦有穷乎？”孔子回答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其意是说，君子小人都有穷困之时，区别在于君子固守其穷，无所怨悔，而小人穷则丧失原则，放纵于行，以图改变穷困之境。这就是君子小人的区别！ 儒家虽然肯定人们摆脱穷困追求富贵的合理性， 励民致富，以贫为耻，但是却十分重视其手段的正当性。儒家不仅看重目的之善，也非常看重手段之善。善的目的必须通过善的手段来实现，否则宁可牺牲其目的，也绝不使用不善的手段来达至这一目的。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富贵，取之有道；贫贱，去之有道。儒家倡导，人们在摆脱贫困追求富贵的过程中一定要遵循“义利之辩”的义法，不能违背天道性理和道德原则，不能惟利是图，要见利而思义，不能为了追求富贵而不择手段。所以，孟子说：“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又说“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孟子所说的就是儒家“守死善道”的精神，是一种立于天地之间的大丈夫气慨，不合于道，则利小如一箪食亦不受之；合于道则受以天下也泰然处之。如果不道而致富，即使是万钟之禄，又有什么意义和价值？所以孔子也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们如浮云”。儒家提倡的是致富以道，穷而不滥。 富贵，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达至的，富贵者也未必就终生都能安享富贵的。斗转星移，世事无常，贫富并非永恒不变，而是处于一种交替更迭之中。“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红楼梦•好了歌注》），这种由富贵而贫穷，由贫穷而富贵的交替，在人世间演绎出了无数的悲欢离合。因而，对于贫穷与富贵都要有正确的态度去对待。何以处贫，何以为富，贫困时应该有什么样的心态和作为，富贵时又应该有什么样的心态和行为，这对于一个人而言至关紧要。 在儒家看来，处贫困难于处富贵，孔子说：“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朱子注曰：“处贫难，处富易，人之常情”（《论语•宪问》），人在贫困之中能保持正常的心态，正确地对待生活，对待生命，对待万事万物，是很不容易的。综观儒家圣贤之言，关于何以处贫的问题，可以用六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安之、乐之、去之。既贫，则安，不怨天，不尤人，无怨无悔，安然处之，独善其身，这就是前面所说的“君子固穷”之道。惟有固守其穷，不滥思滥行，安然以处，才能保持平和的道心，并以道德原则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而保持君子之风。按理说，处贫而“安之”已经难能可贵，然而在圣人看来还不够，还应该进而“乐之”。子贡问孔子说：“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如何？”孔子回答说：“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贫，而“乐之”，较之于“安之”“无谄”则是更高的境界。“安之”“无谄”，是固穷自守，但未能超然乎贫穷之外，所以朱子注曰：“子贡货殖，盖先贫后富，而尝用力于自守者，故以此为问。而夫子答之如此，盖许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贤如子贡者，也尚未能达至“贫而乐”的境界，可见这一境界之难能。在孔子学生中，惟有颜回达到这一境界，故此，孔子对颜回赞赏有加：“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种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的安贫乐道的生命境界被后人誉为“孔颜之乐”。其乐，非乐其贫，而是乐其道，超乎于贫，忘乎于贫，这是圣人的境界，至善至高的境界。但儒家思想是世间法，有着强烈的家国天下关怀，贫而“乐之”是就生命境界而言，是针对士君子的高要求，对广大民众而言，贫穷毕竟不是什么好事，因而儒家主张对贫穷应该“去之”，即要消除它。“安之”是固守自律，“乐之”是生命境界，“去之”则是社会理想。追求富贵乃是人之常情，儒家的伦理目的和社会理想并不是人人安贫、乐贫，而是要消除贫困，实现“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人人衣食无忧的理想目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