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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为富之道 致富即意味着有更多的财产，占有更多的物质利益，更有条件满足人对于物质生活的需求，能够让自己的愿望更容易实现和达成。由于拥有财富，别人不能做到的你能够做到，自己过去不能办到的现在可以办到，别人不能达成的意愿你能够达成，别人不能享受的你能享受，别人不能消费的你能消费。由于拥有了财富，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外在条件的局限和制约而拓展自己生存的“空间”，获得肉体与心灵的更大“自由”。正因为如此，财富具有两面性，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能够满足人性的基本需求，具有正面的积极功能；另一方面，它也具有腐蚀人性的负面功能。儒家历代圣贤都。洞悉财富的两面性，透彻财富的正面功能与负面功能。在儒家看来，一方面，财富意味着人的物质生活需求的满足，这种需求和满足是符合人性的，是天经地义的，因而儒家励民致富，有“耻贫”，“去贫”的思想，并将“富民”思想立为治世经国的根本。但另一方面，财富也能够腐蚀败坏人性，因而，儒家历来重视对财富进行制约，强调“理欲之辩”“义利之辩”，主张“以理制欲”“以义制利”，对于拥有财富的人，儒家倡导要教化之。所以荀子说：“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 程颐说：“所以防其欲，戒其侈，而使之入道也”。这种观点与孔子“庶、富、教”的思想一脉相承，都是在彻透财富两面性基础上而采取的“中道”。对于拥有财富者而言，何以处富？这是一个值得所有的“先富人士”慎思慎行的大问题。从儒家历代圣贤的智慧资源中可扼其要旨提炼如下三条“为富之道”。 其一、戒奢寡欲，洁身自好。 由于拥有了财富，肉体生存空间与心灵的“自由度”均 得以拓展，富裕者可以凭籍财富的力量和手段，不但能达成合理的愿望，同时也有条件满足过度的私欲。从而导致在生活上铺张浪费，竭尽享乐，甚而至于吃喝嫖赌无所不为，沉溺于灯红酒绿声色犬马之中而不能自拔，在穷奢极欲中沉沦堕落，被财富所腐蚀败坏，致使自己异化为财富的奴隶。因此，为富之道以“戒奢寡欲”为第一义。孟子认为“养心莫善于寡欲”，陆九渊也说：“夫所以害吾心者何也？欲也。欲之多，则心之存者必寡”（《陆九渊集•拾遗》）。 人性的腐蚀，人心的败坏都从“欲”字开始，人欲膨胀，人心就萎缩，人格就越卑下。金钱买不来自尊，只能买到虚荣，挥金如土体现的不是人性的尊严而是精神的贫乏，故而，朱子有“存天理灭人欲”之说。完全的“灭欲”如果做不到，那么“寡欲”却是可以做到的。为富者，理应清心寡欲，戒奢戒侈，检朴平淡，洁身自好。惟有如此，才不至于异化为财富的附庸，丧失崇高的人性而与禽兽为伍。故此，为富之道，以“戒奢寡欲”为第一义。 其二，富而无骄，富而好礼 孔子说：“富而无骄”未若“富而好礼者也”，朱子注曰：“骄，矜肆也”“好礼，则安处善，乐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富者由于有了财富的凭籍，私欲膨胀，很可能恃财傲物，肆意妄为，甚而为非作歹。这种为富不仁骄肆狂悖之徒并不鲜见，勾结贪官污吏进行钱权交易者有之；染指黑社会势力者有之；强买强卖，巧取豪夺者有之；颐指气使扰乱朝纲者有之。董仲舒说：“大富则骄”“骄则为暴”。由此可见，“为富不仁”是社会之乱源。富人因拥有财富，可以达至贫者所难以达至的目的，富者如骄肆为暴，他就更有能力更有条件作恶，而且能使暴行更为有效。所以，为富者如不善处富，不节制私欲，就很容易骄肆狂悖，为非作歹，祸乱社会。故此，儒家自圣人孔子以降，无不关注社会致富人群，倡导富者要善于处富，要富而不骄，富而好礼。要求为富者更应该注重自身的心性修为，严守社会道法规范，乐善好施，富好行德，节制自已的私欲，规范自己的行为，提升自己的人格和生命境界。 “富而好礼”之“礼”，是儒家传统的一个重要内容，它既是一种核心价值理念，也是一种社会规范力量。“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异同，明是非”（《礼记•曲礼》），荀子说：“礼者，人道之极也”，“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从荀子的论述可见，礼还有着节制人欲，调节“物”“欲”关系的社会功能。“礼，履也，所以祀神致福也”（《说文》），这里是从人与神圣的关系来界定礼，可见，礼也有着沟通人神关系的功能，具有宗教性格，关涉灵魂信仰，具有神圣性。从以上阐述可以看出，礼是人与神圣，人与人，人与物之间关系的沟通渠道和联系纽带，是“天地人”三才贯通的力量，是社会和谐秩序的规范力量。所以，孔子说“富而不骄”，未若“富而好礼者也”，礼是大道之所在，好礼即可入道。富而好礼，即是要求为富者秉持敬畏之心，怀仁义之德，灭贪欲之念，强学达性，积善成德，自觉遵循道德规范。如天下之人均能好礼，则乱源可绝，社会将趋于和谐，天下可平也。 其三，以财发身，兼济天下 “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大学》）。不仁不义之徒以身发财，“亡身以殖货”，其最终结果要么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要么“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来之不正用之也不正。而仁者则以财发身，即用自已的财富去实现生命的价值。 富裕者已无衣食之忧，物质生活的需求已经得以满足，尤其是在现代工商业社会中，许多致富者所拥有的财富数额巨大，仅从人的物质需求和消费的意义上讲，那是几代人都用之不竭的。许多人由于不学无术，中无所守，聚集了大量财富以后，整天穷奢极欲，灯红酒绿，豪赌滥饮，生活腐败，在纸醉金迷中寻找刺激，甚而斗富攀比，肆意挥豁，恃财傲物，骄奢淫逸。这一切，于己于人，于国于家都有百害而无一利。因此，如何对待和使用大量的物质财富，这是为富之道的重要问题。在儒家看来，为富者应以财发身，要用自已的财富去做崇高的有意义的事情，去做有利于国家社会和民众的事情，做到“达则兼济天下”，要“散财于民”，做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在为社会，为广大民众谋福利的“善举”中，在为国家民族乃至全人类作出贡献的过程中体现自身的存在价值，实现个体生命的超越和人格的提升。这就是孟子所谓“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情怀。孟子说：“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则独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事业孟子誉之为“大人之事务矣”。所谓“大人”，蒋庆先生解释为“乃心灵境界上达天德，实现生命终极价值之人”。为富者，就应该有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入世担当精神。惟有具备了这种精神和这种境界，才能超越小我实现大我，人方能尽其才，物方能竭其用。聚财是能力才智的体现，散财则是人格提升和生命的超越。故此，“以财发身，兼济天下”是为富之道的重中之重。 四、社会理想 儒家的社会理想就终极层面而言，是要实现《礼记•礼运篇》里所记载的“大同”盛世；就现实可为的层面而言，则是要在“富民为本”的基础上，缓解贫富悬殊，缩小贫富差距，达至共同富裕的目标，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儒家尚中贵和，以“中和”为大道，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协调。与西方现代发展观不同，儒家不主张掠夺式发展，也不倡导横绝天下的浮士德精神。儒家对于理想社会的评判也并不是单纯以生产能力的大小和攫取物质财富的多寡为标准，而是“尚中贵和”，既注重物质财富的生产创造，同时又注重人与自然及人与人的和谐共处。在儒家看来，理想的社会并非穷尽物欲的社会，而是天地万物各正性命,和谐相安的社会。《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是强调在治世经国的过程中“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 在贫富问题上，儒家主张缓解贫富悬殊，缩小贫富差距，追求共同富裕。这是儒家坚定不移的社会理想与伦理目的。共同富裕，这是儒家仁政所追求的目标。贫富悬殊是导致社会不和谐的重要因素，是社会乱源之所在，故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不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意思是说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否不在财富的多寡，而在于是否“各得其分”，“均”并非绝对平均之谓，而是“各得其分”之意.均则人心能安，安则无倾覆之患。董仲舒说：“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春秋繁露•度制》）。富者可“示贵”，贫者可以“养生”，富者“不骄”，贫者“不忧”，各得其分，如此，才能“上下相安”。“调均之”指的就是要协调好贫富关系，把贫富差距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惟有如此，社会才能和谐发展，趋于稳定和安宁，百姓的生活才能恬静而详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