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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结语 上文，我们对理学与东南家族组织的建祠及修谱的关系，理学与东南家族的文化教育的关系，以及理学与东南家族商人的经济伦理关系作了简略的考察。可以说，随着理学的伦理精神及文化规范的“以家达乡”，理学对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的东南家族及乡族组织的 建构与运作影响至深。明清以来东南基层社会文化及经济变迁，与理学精神的庶民化过程不无关涉。恰是理学这种思想意识形态在东南地方社会的有效渗透，才更进一步推动儒家经济伦理(贾道、贾义)在东南的家族之族人的发酵，从而促进了明清东南商业的发展。从文化视角来看，明清以来东南之所以能执中国经济之牛耳，亦不是偶然的。 作者：陈进国 注释： [1] 《朱子家礼》卷一，《通礼余注》。 [2] 建阳《庐峰蔡氏族谱》卷一，民国五年刊本。 [3] 真德秀：《西山文集》卷二四。 [4] 万历《明会典》卷九五。 [5] 《皇朝经世文编》卷六六。 [6] 《白苧朱氏族谱》卷二，引自费成康主编：《中国的家法族规》之《附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269－270页。 [7] 《浦江郑氏义门规范》，引自费成康书之《附录》，253页。 [8] 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一。 [9] 福建师大图书馆《林希元族谱》抄本。 [10] 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235页。 [11] 道光版《海南县志》，卷八。 [12] 引自费诚康书之《附录》，254页。 [13] 《余姚江南徐氏宗谱》卷八，引自费诚康书之《附录》，271－272页。 [14] 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235页。 [15] 陈支平：《福建族谱》，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6页。 [16] 《张载集》，《经学理窟.宗法》。 [17] 盛清沂主编：《中国族谱序例选刊》初辑，《杨氏之部》，台湾国学文献馆，1983年，21页。 [18] 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一。 [19] 张岳：《小山类稿选》，《原谱》一。 [20] 《周氏合修宗谱》卷首，转引自《福建族谱》，73页。 [21] 《浦城詹氏族谱》卷一，《詹氏家乘序》。 [22] 《颖川陈熹公系千郞宗谱可行支谱》，《陈氏族谱朱熹序》，闽清塔峰梅谷(渡口)可行支谱编委会1998年刊，184页。 [23] 引同上，《明大成宗谱王守仁序》，185-187页。 [24]《小山类稿选》卷七，《尺牍类二》。 [25] 参见陈支平：《福建族谱》第5章。 [26] 嘉靖《延平府志》卷一，《风俗》。 [27] 洪迈：《容斋随笔》卷五，《饶州风俗》。 [28] 陆游：《渭南文集》卷二一，《吴氏修楼记》。 [29] 费成康主编：《中国的家法族规》之《附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299页。 [30] 龙岩地区方志办编：《龙岩地区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212页。 [31] 《蔡文庄公集》附录《奏刊＜易经蒙引＞勘合》。 [32] 《明实录.孝宗实录》卷一五七。 [33] 《通贡龚氏支谱.祠堂条例》，引自李文治、江太新著：《中国宗法宗族制和族田义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313页。 [34] 《浦江郑氏义门规范》，引自《中国的家法族规》之《附录》，263－264页。 [35] 《镇海桕墅方氏重修宗谱》卷一三，引自《中国的家法族规》之《附录》，304页。 [36] 吴霓：《明清南方地区家族教育考察》，《中国史研究》1997年3期，119页。 [37] 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197－199页。 [38] 汪道昆：《太函集》卷五五。 [39] 同上，卷二九。 [40] 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28页。 [41] 《王阳明全书》卷二五，《节庵方公墓表》。 [42] 《顺德桂洲胡氏第四支谱全录》，引自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28页。 [43] 《盘谷高氏新七公家训》，前引费成康书之《附录》，248－250。 [44] 前引费成康书之《附录》，369页。 [45] 《浔海施氏大宗族谱》一，台北龙文出版社，1993年，25页。 [46] 《浦江郑氏义门规范》，引自费康成书之《附录》，257页。 [47] 泉州闽台史博物馆编：《闽台民俗》1998年总2期，172页。 [48] 庄为玑、郑山玉主编：《泉州谱牒华侨史料与研究》下册，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606页。 [49] 《龙渊蔡氏族谱》，引自《闽台民俗》2000年第2期，97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