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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惩治贪酷的实践中，高拱认识到，贪酷相连，以酷济贪。贪是目的，酷是手段。因此对贪酷之官，必须从重惩处。如，刑部山西司郎中孙大霖职掌刑名，却执法犯法，受贿银 2000余两 ，并制造多起重大冤狱。高拱认为，“孙大霖立志粗鄙，行 已卑 污，鞫狱 纳贿 于西 曹，恤 刑 遗羞 于东省” 。后将孙大霖依照贪例，罢斥为民。又如，大理寺右寺丞孙丕扬，因接纳乡官王表的贿银 500余两 ，被礼科给事中程文具疏论劾。高拱在批文中指出：“孙丕扬黩货害人，咸有证据，则其心术已坏，行检已亏，即宜罢斥。但风宪官犯赃罪，有不 止于罢斥 者，必须 勘 明，乃可 尽法而服其心。” 最终孙丕扬被革职听勘。再如，隆庆五年(1571年)正月，高拱一次“下贪酷异常知府徐必进等二十五人，御史按问追赃” 。另外 ，两广总督刘焘，兵部左侍郎王之诰，提督操江都御史李邦珍，刑部右侍郎游居敬，辽东巡抚毛纲，南京兵部侍郎姜廷熙，应天巡抚陈道基，云南巡抚曹三唠等军政高官，都因或贪或酷，或贪酷兼具，均受到制裁惩治。 五是平反冤狱，注意慎刑。高拱主张明刑执法，慎于用狱 ，反对残暴酷烈的镇压手段，绝不能将苛暴残刻等同于重视法纪。“夫刑以诘奸戢乱 ，圣王之所慎也” 。基于这种认识，他一再要求司刑官员和巡按御史在审判案件中，不管是大案小案，应慎重刑罪，据实审判，尽量避免冤假错案。高拱言：“若中有事出风闻不的者，亦与辩理，以服其心，毋拘成案，致有亏枉。” 。‘‘抚按衙门以后凡遇听勘官员，务要秉公，作速查勘。固不可使漏网之得逃，亦不可使覆盆之徒苦，则法令平而人心服，治道其可兴也” 。这不仅说明高拱熟谙刑名，具有较高的法学素养，而且也说明他对冤假错案的高度防备和警惕，纠正不遗余力。他从“本之以公，行之以慎” 的原则出发，在万机待理之际，仍亲自参与问理刑名的实践 ，甚至重审一些已经奉旨判决，但随后发觉其为诬枉的重大案件，支持翻案，力纠错案。例如，高拱亲自主持并参与了隆庆四年(1570年)九月的朝审。朝审之前，他详阅案卷一个多月，然后会同三法司官员，在朝房逐件面究十余 日。朝审两天，他又亲 自执笔谳决，对 470起重犯“各令尽言，面查其情”，务求真实，最终审出冤案 139起。他在下野之后，追忆此事说：“予摄吏部时，审录重犯，盖详阅文卷者月余，乃集刑官于朝房，件件面究者又十余日。又奏请朝审，分为二 日，以尽其详。审时，各令尽言，面查其情，颇为尽心。是时，重犯凡四百七十起，乃审出冤狱一百三十九人。其余尚有情冤，而佐证未甚的者，不敢释也。因知司刑者亦甚草草。至今每一念及，犹甚哀矜焉。” 往年朝审，平反冤狱不过三四十人，而高拱在这次朝审中却审出冤狱 139人，平反之多，效率之高，是历年朝审所没有过的。高拱身为首辅又兼吏部尚书，在阁务 、部务繁忙之际，还亲自参与朝审，不惮阅视案卷之劳，面查狱犯之苦，这种一丝不苟、尽职尽责的精神，也是历任首辅所少见的。 总之 ，高拱的法治改革涉及许多方面，从加强观政进士、州县正官、刑部司官法律素质的培养到明刑执法、惩治贪酷、平反冤狱的具体措施等方面，都做了大幅度整顿。由于他的改革方案合理，措施得当，实施坚毅，加之隆庆帝的大力支持，使得明朝的法制渐趋健全，司刑官吏的法律素质也大有提高，初步扭转了多年来法弛刑滥、司法腐败的局面。应该说，高拱在法制改革方面有着卓著的创造和建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