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汉唐思想家的具体分疏 “管仲不死而相桓公”的思想史事件，在汉代“独尊儒术”以后依然得到经学家、史家、大臣等的广泛探讨，他们融入自身观念和立场，试图化解内心的困惑，指导君子的实践，增强议政论事的说服力。而在其中，先秦诸多评注，为他们的论说提供了借鉴，尤其是孔子的见解得到思想界更为广泛的传播和认同[5]。 （一）、突出鲜活史事下的个性差异 《论语》的两则对话，其诠释方式之一是汉人基于先秦文献的故事新编。《说苑》和下面将提及的《孔子家语》的故事就是典型： 子路问于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子路曰：“昔者管子……是不辩也……是无能也……是不慈也……是无愧也……是不贞也……是无仁也。夫子何以大之？”子曰：“管仲说襄公，襄公不说，管仲非不辩也，襄公不知说也；欲立公子纠而不能，非无能也，不遇时也；家残于齐而无忧色，非不慈也，知命也；桎梏居槛车而无惭色，非无愧也，自裁也；事所射之君，非不贞也，知权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非无仁也。召忽者，人臣之材也，不死则三军之虏也；死之则名闻天下，夫何为不死哉？管仲者，天子之佐，诸侯之相也，死之则不免为沟中之瘠；不死则功复用于天下，夫何为死之哉？由！汝不知也。”（《说苑·善说》） 这则对话工整凝练，但思想观念和价值立场非常鲜明。子路固守某一德目，评判显得不够圆融，孔子则逐条分析进行解惑，说明管仲诸多行为的正当性。这与《论语》中孔子根据弟子身份、个性与爱好，以一种因材施教、循循善诱的方式引导弟子的人格形象和教授风格基本一致——恐与《说苑》一书搜集先秦史料编纂而成有关。书中的孔子，将召忽视为忠义之臣的典范，死子纠使他免于受辱，声名闻于后世。管仲乃国之栋梁，明智之处在于他能够进行准确的角色定位，意识到自己的才能和职责，不死子纠，从而有功于天下百姓，实现君子治国平天下的远大理想，成为儒家所期许的大有作为的仁者。反之，如若有雄才大略而死，则犹匹夫匹妇死于沟壑而无功于天下。在这里，《说苑》从评估管仲行为选择的结果出发，认为不死比从主死节更有价值，从而推理管仲行为的正当性；同时突出了思想人物的身份、才能、性格等个体化的因素，认为管、召才性差异而行为选择可以不同，以此论说各自行为的正当性。 （二）、阐明价值规范的准确内涵 《家语》的故事从形式上看与《说苑》非常相似，但内容则有所不同： 子路问于孔子曰：“管仲之为人何如？”子曰：“仁也。”子路曰：“……仁人之道，固若是乎？”孔子曰：“管仲说襄公，襄公不受，公之闇也；欲立子纠而不能，不遇时也；家残于齐而无忧色，是知权命也；桎梏而无惭心，自裁审也；事所射之君，通于变也；不死子纠，量轻重也。夫子纠未成君，管仲未成臣，管仲才度义，管仲不死束缚而立功名，未可非也。召忽虽死，过与取仁，未足多也。”（《孔子家语·致思》） 从故事相似程度和《家语》的编纂性质来看，《家语》可能对《说苑》有所借鉴。但王肃对《说苑》的解释感到不满意，故加入了新的生死出处原则加以重新解释。这在《论语王氏义说》的直接评论也有所体现，何晏引其文曰： 经，经死于沟渎之中也。管仲、召忽之于公子紏，君臣之义未正成，故死之未足深嘉，不死未足多非。死事既难，亦在于过厚，故仲尼但美管仲之功，亦不言召忽不当死。（《论语集解·卷七》） 王肃抬高管仲而否定召忽。认为管、召受国君僖公所托，应当为子纠谋，但子纠并未称君，故他们并非君臣关系，也就无需从主死节。后新君初立，管仲反复权衡，最终以国家社稷为重，竭力辅政，惠及万民，实为兼善天下的仁者的正确选择，故“未可非也”。从这一原则审视召忽行为，则显得不明君臣大义，践仁不当，过犹不及，故不足提倡。 从解释策略上说，《家语》和《王氏义说》不接受《说苑》因才性差异而行为选择可有差异的见解，而是在承认君臣之义的普遍制约性的前提下，将两人置于同一道德规范下加以审视。其论说核心在于解释从主死节的准确内涵，即把君臣关系和储君与臣属的关系加以区分，认为从主死节的规范适用于前者而不适应后者，从而阐明管、召面临的具体情境与价值规范的适用范围不相符合，论证管仲选择的合理性。 （三）、强调道德主体的知权达变 尊重个体差异，关注行为情境，是化解道德困境的重要方式，其前提就是对人的道德理性能力有充分自信，这在传统中体现为“知权达变”的观念。在为管仲行为加以辩护的评注中，强调仁智结合、行权辨物，也是其中的重要方式。如徐干论及诸德关系，深具启发性： 或曰：“苟有才智而行不善，则可取乎？”对曰：“……夫君子仁以博爱，义以除恶，信以立情，礼以自节，聪以自察，明以观色，谋以行权，智以辨物，岂可无一哉？谓夫多少之间耳。（《中论·智行》） 仁、义、信、礼、聪、明、谋、智，是人的内在诸多德目，每种德目均有助于人的思想和行为往一个方向塑造，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个体身上诸德的多寡不同而形成人的个性，众多德目的相互配合则使人的思想和行为变得协调。 “……召忽伏节死难，人臣之美义也，仲尼比为匹夫匹妇之为谅矣。是故圣人贵才智之特能立功立事益于世矣。”……“仁固大也，然则仲尼此亦有所激然，非专小智之谓也，若有人相语曰‘彼尚无有一智也’，安得乃知为仁乎？……此皆蹈善而少智之谓也。故《大雅》贵‘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同上） 徒有才智而无向善之德，固然不能自觉实践道德，但徒有善良意志而无才智支撑，也将不能成就善事。因此，伏节死难，符合人臣的节义，但行此忠德而无聪、明、谋、智，则显得固守某一德目而不知用智通变，犹如匹夫匹妇固守小信而已，故召忽之行不足取。管仲虽明仁义诸德，但不蹈小善，不行小智，能够在面临困境时自察观色，行权辨物，进而能立功立事益于世。与召忽相比，管仲更为明智，故当深嘉。此处论说，突出仁智相合的原则，与《论语·雍也》章26节中孔子回应宰我能否从井中仁人的疑虑，有异曲同工之妙。 （四）、诉诸情感认同的力量 臧旻为增强奏折的说服力，亦曾引用管仲故事： 徐州从事臧旻上书讼之曰：“臣闻士有忍死之辱，必有就事之计，故季布屈节于朱家，管仲错行于召忽。此二臣以可死而不死者，非爱身于须臾，贪命于苟活，隐其智力，顾其权略，庶幸逢时有所为耳。……”（《后汉书·第五钟离宋寒列传》） 此处臧旻加入了自己的思想观念和情感取向，重构了管仲的内在心理挣扎，认为管仲受到世人的不理解和侮辱，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不死而相的选择，非出于一己之私，非出于对修道行仁的放弃，而是内有苦衷，顾其权略而忍辱负重，希望将来能够有所作为。从寻求认同的策略来看，既然管仲不死的动机不是贪生怕死，而是为了实现更高的价值理想，自然其行为也就少了一些指责，而会得到更多人的同情乃至认同。可见，重塑情境，以情动人，也是为历史人物加以辩护的重要策略。 （五）、主张价值原则体现方式多元 唐人编纂的《晋书》中，司徒王导居于当时政治案件的考虑，在释“人臣之节”时曰： 昔子纠之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若以死为贤，则管仲当贬；若以不死为贤，则召忽死为失。先典何以两通之？明为忠之情同也。死虽是忠之一目，亦不必为忠皆当死也……固知死与不死，争与不争，苟原情尽意，不可定于一概也。（《晋书·列传第二十八》） 如果不考虑具体情境，仅以“死为贤”或“不死为贤”作为普遍规范，则不能对死与不死两种选择同时称道。但是，如果在道德评判中关注行为情境，把“忠”的观念视为抽象的道德原则，而非一成不变的死或不死的僵化规范，允许道德原则的多种体现方式，那么，道德实践只要“原情尽意”，与道德原则的精神不相背离，就应当视为正当，“不可定于一概”。这里强调价值原则的抽象性，允许行为选择的多样性，反对僵化固守具体规范，以此化解对管仲选择的质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