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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屈原賈生列傳〉中，司馬遷又使用「想見其為人」一語，也強調古人的空間： 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1] 此處司馬遷言其讀屈原〈離騷〉諸篇而「悲其志」，至長沙，觀其沉江之處，「未嘗不垂涕」。「悲」和「垂涕」都顯示司馬遷對古人所付出的情感非常強烈。而這種情感的投入非但不妨礙對歷史的理解，還有助於這種理解。 劉勰在《文心雕龍》發揮了相似的看法，雖然「知其人」之語沒有出現，但「其人之心，永垂不朽」和「其人之心可為後人所知」的思想則有清楚的論述，而且「心」是寄託於「文」而為後人所知的看法亦近於孟子頌讀詩書而知其人的主張。《文心雕龍》開宗明義的三篇是〈原道〉、〈徵聖〉、〈宗經〉。〈徵聖〉正是強調經典作者的重要性。〈原道〉之「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中的「聖」即作者（「作者謂之聖」，見〈徵聖〉），[2] 〈徵聖〉亦提及聖與文的關係：「夫子文章，可得而聞，則聖人之情，見乎文辭矣。」如此則由「文章」、「文辭」可知「聖人之情」，亦即可以知其人。其人之情、其人之心寄託於「文」，文在心在，故言「百齡影徂，千載心在。」（〈徵聖〉）因此，劉勰亦自期「文果載心，余心有寄。」（〈序志〉）。 千載以上的那顆心之所以一直還跳動著，是因為千載以下的人亦共有此心。所以劉勰說：「往者雖舊，餘味日新。」（〈宗經〉）味之而感其新的乃是今人。不論歷史寫作、哲學寫作與文學寫作其在創作之初都應追求此種不朽。例如論歷史寫作時，劉勰指出：「原夫載籍之作也，必貫乎百氏，被之千載。」（〈史傳〉）；論哲學寫作時，他指出諸子是「標心於萬古之上，而送懷於千載以下。」（〈諸子〉）；而在論文學寫作時，亦言：「若能檃括於一朝，可以無慚於千載也。」（〈指瑕〉）都是強調作者心中有歷史，而後人亦是以歷史來考驗作品。真正好的作品必具有恆久的感動力，故劉勰說詩，則強調「英華彌縟，萬代永耽」；說史，則強調「騰褒裁貶，萬古魂動。」而後人的耽美、動魂與後人的想像力有關，所以〈神思〉指出「思接千載」、「神與物遊」。雖然這裡的「思」屬於作家之思，但其強調今人通過「神」、「思」而與古人同在是意思相同的。 「知人論世」說在史學、詩學領域中轉化出新的意義是儒學史中可喜的發展，具有理論的開拓性。而自焦循《孟子正義》中引顧鎮《虞東論詩》中論「知人論世」與「以意逆志」一段後，近人王國維、魯迅、郭紹虞亦不僅重視「知人論世」的詩學意義，也強調「知人論世」是「以意逆志」的基礎。 「知人論世」說與經典詮釋的關係，一方面在於指出經典是處在其人其世的「脈絡」（context）之中；另一方面也強調，詮釋中的理解（或詮釋作為理解）是一種今人與古人之間的活生生的正在進行中的對話。 [1] 司馬遷，《史記‧屈原賈生列傳》，第五冊，頁2503。 [2] 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臺北：里仁書局，1984）。以下只注篇名放文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