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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孙旭红，1982年生，男，安徽庐江人，江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高级讲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传统学术史 在经学学术史上，大凡有创见的学者多能抛开传统陈说，善于结合自身的生命体验以重新解读经典。宋代学者对《春秋》的阐发同样遵循了这一路径，宋人治《春秋》重义理，四库馆臣曾说：“孙复、刘敞之流，名为弃传从经，所弃者特《左氏》事迹，《公羊》、《榖梁》月日例耳。其推阐讥贬，少可多否，实阴本《公羊》、《榖梁》法”[1]。用《公羊》、《榖梁》重义理的精神治《春秋》，的确道出了宋代《春秋》学解经的总体特征。如前所引，黄震也曾论道：“自褒贬凡例之说兴，读《春秋》者往往穿凿圣经，以求合其所谓凡例……及有不合，则又为之遁其辞。是则非以义理求圣经，反以圣经释凡例也。”黄震之论可谓概括了“《春秋》学”的主体特征，即以“例”解经[2]。虽有研究者概括宋儒解经乃“依经废传”、“舍传求经”、“会通三传”等特征，但是，宋代《春秋》学的解经方法绝非仅限于此。如果后来的研究者仅仅局限于成说则会产生一个误导：即至少汉、唐时期众多的解经传统至宋代全都断裂无续了，而宋儒则完全走上了不同于前人的解经“新路”，这种理解显然是十分片面的。 造成上述偏颇之见的原因有很多，在笔者看来最主要的一点是后人未能发现宋人于经解中的细微用心，即宋儒在“自骋新意”、“己意解经”的过程中，依然或多或少地在遵循《春秋》学的既有解经传统。欧阳修曾云：“《春秋》辞有同异，尤谨严而简约，所以别嫌明微，慎重而取信。其于是非善恶难明之际，圣人所尽心也。”[3]关于三传对《春秋》所作的注解，存在诸多明显违背圣人原旨之处，欧阳修这段概括应该可以基本代表宋儒的普遍想法。但通常容易被人忽略的就是《春秋》“别嫌明微”、“是非善恶难明之际”以及“圣人所尽心”之处，那么，宋儒如何发现以及阐发出圣人所“尽心”之处呢？当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与其说是圣人所尽心之处，莫如说是宋人自己学术见解所“尽心”之处，但无论是哪一种并不重要，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于宋代《春秋》经解的行文中发现宋儒如何抉发圣人“尽心”所在。略举数例言之：依据《春秋》经，鲁隐公实际为鲁公，而三传皆云其“摄位”；经曰“晋赵盾弑其君夷皋”，三传却说弑君者非赵盾也，实为赵穿；经曰“许世子止弑其君买”，三传却言非弑也，罪在父病进药，许世子不知尝药而已。如果三传上述所解乃孔子本意，则《春秋》书鲁隐曰“公”，即“诬以虚名而没其实善”；书“弑”于盾、止，则是诬陷忠臣孝子以大恶之名。而孔子作《春秋》旨在以“别是非，明善恶”，岂会“不求其情，不责其实，而善恶不明如此”？其实，这些都是《春秋》学独特的解经方法，都是当今的研究者所无法回避的宋代《春秋》经解问题。 以《太平御览》卷640所引《董仲舒春秋决狱》为例： 甲父乙与丙争言相斗，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击丙，误伤乙，甲当何论？或曰殴父也，当枭首。 论曰：臣愚以父子至亲也，闻其斗，莫不有怵怅之心，扶杖而救之，非所以欲诟父也。《春秋》之义，许止父病，进药于其父而卒，君子原心，赦而不诛。甲非律所谓殴父，不当坐。[4] 董氏所引《春秋》大义见于《公羊传》昭公十九年，经书“夏五月戊辰，许世子止弑其君买”，“冬，葬许悼公”。董仲舒从这条经例引申出“君子原心，赦而不诛”的观念，即成为《春秋》决狱的基本原则[5]。所谓“原心定罪”，即于判案时以犯罪者的主观动机和目的来考量。只要动机正确，即使造成了严重后果也不予追究或给予谴责。反而言之，只要有犯罪的动机与目的，即使未曾实施犯罪，也该追究责任。在《春秋繁露·精华》篇中，董氏即简要地论述决狱原则：“《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6]这就是说，必须分清犯罪的动机和后果，如果动机善良可以从轻论处，动机恶劣的犯罪虽未达目的也要从重治罪；造成严重后果的犯罪，如果动机善良，可以从轻论处。有人将这种做法称为“原情定罪”。这既将《春秋》视为一部可以决狱的法典，更是一位善于权衡原委的法官，从而将《春秋》人格化。此处，对于《春秋》是否人格化的论题暂置勿论，我们只需要关注董仲舒从《公羊》义中引申出的“求情责实”、“原心定罪”的思考路径，并还以董仲舒所引上述赵盾弑君、许止尝药之事为例，将其置于宋代《春秋》学的视域中进行探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