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人人各以其意去解说 朱熹根据《周易》卦爻辞的象征特点，进一步主张人人可各以其意去解说。他说：“缘《易》是一件无头面的物，故人人各以其意思去解说得。”［④⑤］这是说，由于《周易》卦爻象和卦爻辞所表达的不是具体事物，都具有象征的抽象意义，所以它适于观念的把握与扩展。而且这种意义的象征结构，使意义的理解需借助想象。而想象是一种创造性的思维取向，想象总意味着比被想象之物更丰富多彩。因此，人人都可以根据自己对《周易》的理解与想象，对它作出丰富多彩的创造性的解释。 这种创造性的解释朱熹认为古已有之。“伏牺画八卦，那里有许多文字言语，只是说八个卦有某象，乾有乾之象而已。……，及文王周公分为六十四卦，添入‘乾元亨利贞’，‘坤元亨利牝马之贞’，早不是伏牺之意，已是文王周公自说他一般道理了。……及孔子系《易》，作《彖》《象》《文言》，则以‘元亨利贞’为《乾》之四德，又非文王之《易》矣。到得孔子，尽是说道理。然犹就卜筮上发出许多道理，欲人晓得所以凶，所以吉。……及至伊川，又自说他一样，微似孔子之《易》，而又甚焉。故其说《易》，自伏牺至伊川，自成四样”。［④⑥］朱熹不自觉地意识到，理解必会使《周易》向不同解释开放的必然性，因此，他对《周易》这种多样性的解释虽表示“不敢从”［④⑦］，但并不持反对态度。而且他赞扬孔子：“大哉孔子，晚好是书。韦编既绝，八索以祛。乃作《彖》《象》，十翼之篇。专用义理，发挥经言。”［④⑧］他又评论程氏易：“《易传》义理精，字数足，无一毫欠阙。他人着工夫补缀，亦安得如此自然。只是与本义不相合。”［④⑨］这是说，程颐解释《周易》，虽与《周易》本义不合，但他讲得义理十分精微，无可非议。他又说：“伊川以天下许多道理，散入六十四卦中，若作《易》看，即无意味。唯将来作事看，即句句字字有用处。”［⑤⑩］他还批评了对张载的“贞胜”之说持怀疑态度的人。他说：“此虽非经意，然其说自好，便只行得他的说，有甚不可？大凡看人解经，虽一时有与经意稍远，然其说的自是一说，自有用处，不可废也。不特后人，古来如此。如‘元亨利贞’，文王重卦，只是大亨利于守正而已。到夫子，却自解分作四德看。文王卦辞，当看文王意思，到孔子《文言》，当看孔子意思。岂可以一说为是，一说为非！”［⑤①］这些都是要求尊重个人理解、解释的创发权力，肯定远离经意，自立其说解经方法的合理性。这反映出朱熹已意识到，理解必定是个人的理解，而任何个人主体不可能脱离开他自己的独特经验去理解，也就是承认人的历史性及理解的历史性。个人理解的个性，来自个人生活经验形成的视野的独特性。这种个性表现在个人理解中时，就是它总在理解与它不同的事物时注入他个人的东西。这就意味着个人理解是对事物在理解中作某种改变的创作活动，它始终保持着一种向未来开放的可能。 朱熹这种具有创发、开放性的主张，是以“通得本指”为前提的。他说：“读《易》若通得本指后，便尽说去，尽有道理可言。……如筮得《乾》之初九，初阳在下，未可施用，其象为潜龙，其占曰‘勿用’。凡遇《乾》而得此爻者，当观此象而玩其占，隐晦而勿用可也。它皆仿此，此《易》之本指也。盖潜龙则勿用，此便是道理。故圣人为《彖辞》《象辞》《文言》，节节推去，无限道理。”［⑤②］西方解释学谈到，对作品的阅读、理解，是作品的世界和读者或解释者世界两个不同历史存在的对话。据此来看，这里的引文，也就说明在阅读《周易》时，读者或解释者的新话语和《周易》的卦爻辞或本文的话语交流结合在一起以后，便会在《周易》本文的构成上揭示出一种本来的更新能力。这种更新是它的开放特性，其表现为“尽有道理可言”。这种联结和更新的具体结果，就是《彖辞》《象辞》《文言》对《周易》所作的解释。其推论出的道理虽“非《易》本义”［⑤③］，但朱熹主张在“通得本指”基础上“便尽说去”。即肯定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他赞扬“汉儒依经演绎”［⑤④］的解经方法。他说：“《参同契》取《易》而用之，不知天地造化，如何排得如此巧。……他以十二卦配十二月，也自齐整。”［⑤⑤］东汉末年魏伯阳所著的《周易参同契》，是以《周易》的原理解说炼丹的理论和方法。他把卦与时间、十个天干相配，而且都与月的盈亏相应。朱熹据此认为他具有“天地造化”的知识。魏伯阳又以十二卦与十二月相配，朱熹认为他配得很齐整。这表明朱熹主张在解释和运用《周易》时，可以“依经演绎”，进行自我发挥。也就是，解释者要在他自己的思想状态中，由解释《周易》或作品而给作品再创作出一个作品与它的历史背景关系。这两层关系都与作品原有的内容有关，却又不是它的内容，它们应是给作品原有内容增添一种新关系。事实正是如此，随着时代的发展，具有新内容的解释《周易》的著作不断出现，从而既使《周易》这部古老的占筮典籍得以长期地留传下去，又形成了一系列独特的理论思维形式，构成了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的中国易学史系统，凝聚成了一笔巨大的文化遗产。 朱熹把理解、解释《周易》看作是一个继承创新的进程，并认为这种创造性，使解释活动中《周易》的意蕴永远不可被穷尽。这意味它所具有的价值，也会随着解释者所赋予它新意的不同而不同。它反映出朱熹的思维既是创造性的，又具有动态过程思维的特征。这种思维方式能使人们去认识新的、未知的事物和规律，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现代化建设，具有现代意义。 在朱熹的易学解释学中是存在矛盾的。他在肯定对《周易》创发性解释的同时，又要求“谨守《彖》《象》之言”［⑤⑥］，不必作文字。强调解经只解释语义，“逐字逐句，只依圣贤所说”［⑤⑦］。他说：“解经，谓之解者，只要解释出来，将圣贤之语解开了，庶易读。传注，惟古注不作文，却好看。”［⑤⑧］又说：“解经，不必作文字，止合解释得文字通，则理自明，意自足。”［⑤⑨］朱熹把圣贤之言视为理解和解释的客观标准，要求解释者墨守于此，“述而不作”。但他自己在对《周易》的解释实践中，并没有完全遵守这一解释原则，多般是寓创造于解释之中。他通过对《周易》经传解释，创立起自己的哲学体系，提出了许多前人不能提出的问题，给后世以有益的启发，在《周易》经传的研究上做出了超迈前人的贡献。 注： ① ①① ②⑩ ②⑤ ②⑥ ②⑦ ②⑧ ②⑨ ③⑩ ③③ ③④ ③⑤ ③⑥ ④⑩ ④① ④⑤ ④⑨ ⑤⑩ ⑤④ ⑤⑤及引文末注明出处者皆引于《语类》卷六十七。 ② ③ ⑧ ⑨ ①⑥ ①⑦ ②① ②② ②③ ⑤⑦ ⑤⑧ ⑤⑨《朱子全书》卷六。 ④ ⑤② ⑤③《语类》卷六十八。 ⑤ ①② ①③ ①④ ③① ④② ④⑥ ④⑦《语类》卷六十六。 ⑥《语类》卷六十九。 ⑦ ⑩ ③⑦ ③⑧ ③⑨《语类》卷七十。 ①⑤《文集·答吕伯恭》。 ①⑧ ④⑧《文集·易五赞》。 ①⑨《语类》卷九十四。 ②④《四书集注·孟子集注·万章章句上》。 ③②《语类》卷六十五。 ④③《文集·答张敬夫》。 ④④《文集·答郑子上》。 ⑤①《语类》卷七十六。 ⑤⑥《语类》卷七十三。 作者：李兰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