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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朱子解经的主张：本意、虚心、涵泳、精熟与浃洽等之实义 朱子解经的主张与哲学诠释学观点的差异处，近人亦有论及。例如余英时在一篇谈及实证与诠释的文章中说： 中国的「实证」与「诠释」和西方的情况不同，二者不是互相对立、互相排斥的。相反地，它们是相反而又适相成的。朱子解经、注《楚辞》、考《韩文》都结合着「实证」与「诠释」两种成分。近人较重视朱子为考证开先河，但他在中国诠释学上的贡献则尚待我们作有系统的研究。……最近二、三十年来，西方诠释学的方法论有了新的进展，在哲学领域内甚至有与「实证」派分庭抗礼的趋势。因此今天中国学人也已感染到这股新的风气；其中似乎还有人希望「诠释」可以取代「实证」，以便于我们重新理解中国的传统。我可以武断地说：抱有这种想法的人至少对中国学术传统是缺之认识的。今天西方诠释学的理论纷繁，莫衷一是。这些争论在西方哲学、文学、和神学上孰是孰非，我完全没有资格断定。中国有诠释传统而没有发展出系统的方法论，所以西方的讨论确有足供参照的地方。例如伽德默（Hans-Georg Gadamer）所谈的「预解」（preunderstanding）、「传统」、「境界交融」（”fusion of horizons”） 之类观念也大致可以说明中国的诠释现象。但是伽德默否认我们有了解作者「本意」的任何可能，这便和中国的诠释传统大相径庭。作者「本意」不易把捉，这是中国古人早已承认的。但是因为困难而完全放弃这种努力，甚至进而饰说「本意」根本无足轻重，这在中国传统中无论如何是站不稳的。从孟子、司马迁、朱熹，以至陈先生（案：指陈寅恪）都注重如何遥接作者之心于千百年之上。通过「实证」与「诠释」在不同层次上的交互为用，古人文字的「本意」在多数情形上是可以为后世之人所共见的。「本意」自有其历史的客观性，不因主客交融便清失不见；这在中国的人文传统中是屡试而已验的。……所以就西方诠释学中「本意」问题而言，我是宁舍伽德默而取贝谛（Emilio Betti）和赫尔希（E. D. Hirsch, Jr.）的。[68] 此中余先生像是以实证与诠释的对立来看待哲学诠释学的兴起，但这是个不准确兼且很易引起误解的说法。诚如上文的分析指出，哲学诠释学特别是加达默虽屡次强调诠释学是一门采究人的理解活动得以可能的基本条件的学科；是揭露理解为人底存在特性的存有论，并据此批判将诠释学视为找寻理解底客观科学方法的研究。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它完全将方法或实证排斥于理解活动之外。[69] 恰恰相反，当它坚持以对文本的尊重及追求意义的融贯来维护解释的客观恰当性时，它在理解的方法上实际就是在提倡余先生强调的实证与诠释之交互为用。虽则它认为凭此所得的解释仍是向丰富的多元性敞开。余先生大概也是误以为原意说的放弃会导致解释沦为主观任意，[70] 故希望以本意（一种历史的客观性）来保住解释的客观性，遂谓「宁舍加德默而取贝谛和赫尔希」。但在经过哲学诠释学如此鞭辟入里的反思后，原意真的能从幻想中走回现实吗？个中的问题，因前文已有交待，兹不赘述。余先生说朱子解经重视实证与诠释的相辅相成，这是十分精确的论断。但他说朱子以至整个中国的人文传统在经解方面均重在如何遥契作者之心即原意之追求则需要作进一步的简别。 大抵儒家经典诠释传统中考证训诂的面向自是悬了解文本的原意或契合作者之意为解经的最高鹄的。但作为理学家的朱子是否亦是如此？我们看朱子的文字，当中的确不乏本意、圣贤本意、元初之意一类的话。无怪乎有学者谓朱子解经的一大特色乃是探究所有经书的原意。[71] 试看下列几条较有代表性的文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