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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要信、要明，但在先秦法家的天平上“赏罚”二字并不是同等重要的，譬如商鞅说： 王者刑九赏一，强国刑七赏三，削国刑五赏五。（《商君书·去强篇》） 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而治莫康于立君，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故王者以赏禁，以刑劝，求过不求善，籍刑以去刑。（上书《开塞篇》） 求过不求善。……重刑少赏，上爱民，民死赏；重赏轻刑，上不爱民，民不死赏。（《靳令篇》） 韩非就说得更为具体也更为形象：“凡所治者，刑罚也。”（《诡使》）“刑胜而民静，赏繁而奸生。故治民者，刑胜，治之首也；赏繁，乱之本也。”（《心度》）还告诫人君，臣子即使陈言有功，要是“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二柄》）；提出“禁诛擅爱之臣”（《外储说右上》）；仅仅因为担心“使民有功与无功俱赏也”，反对在秦国大饥之时“发五苑之蔬草”赈灾；吴起仅仅因为其妻子把丝织品织得超过了规定的要求就把她休弃，韩非却大加称赞。（同上篇）可见他更突出一个罚字：通过制造恐怖和增加恐怖来强化权力的威慑力量。然而，罚得多了、滥了，人们不禁要提出怀疑，那么多官民都成了要防范甚至要打压的对象，专制君王和专制制度本身的存在是否合情合理──如果还有情理可言的话。事实上，正是专制者向无辜者扬起的屠刀，为民众的反抗提供了合法合理的最好注脚。 在包括韩非在内的法家看来，本性恶的人不可能有自律，于是必要依赖他律，韩非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并结合李悝、吴起、商鞅等前辈法家的学说，在“慎赏”的同时，比商鞅更系统地提出“以刑去刑”，以重刑止轻罪的学说。在这个大政方针下，把严刑峻法具体化为连坐、告奸，使臣民互相监视揭发（《八经·起乱》），创造并利用一种社会机制，将人性中的负面毫无顾忌和变本加厉地释放出来，借用权力之手使它们得以畅通无阻；“以天下为之罗”（《难三·五》），也就是说要使全国成为一张大网、一个大陷阱，这样就可以做到“奸不容细”（《制分》）。这就是韩非丰富发展了的法治学说。但是，“去刑”似乎从来只是一种理论上的理想境界，为了这种理想，尽管以国家恐怖为手段，以广大臣民放弃自由权乃至生存权为代价，事实是政权的敌人越来越多，结果只好采取更大规模更高层次的恐怖，而政权本身也永远摆脱不了如影随形的恐怖。 谁来操这个赏罚之柄呢？在那个时代还能有谁呢？在韩非的经验世界中，自然只能是君王一人而已。因为在法家看来，本性恶的臣民无通常意义的信义可言，对这本性恶的一群，人君自然无妨用权谋用诈伪去对付，“术”的学说就这样应运而生了。韩非的“术”治学说，秉承了前辈法家申不害的“术”的思想（从《定法》篇中可以看到其中清晰的承传关系），但更为深厚的学理渊源是老子的无为学说（附带说一句，九万里高空上的庄子，视相斫的诸侯们直如于蜗角上争利的一小撮而已，何足道哉？政客和帮闲们当然会因为其学说的迂远不经而打消利用的企图，因而其学说似乎从来就不具备为专制者利用的价值，甚至也没有成为后世哪一家政治学说的重要思想资源），所以司马迁说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然而在韩非笔下，原始道家的许多混沌概念或者进行了无限引申，或者给予了重新定义，早就不是自然无为、微妙难识的要言妙道了。譬如在《扬权》篇中，通过将“君不同于群臣”与“道不同于万物”作简单类比，又将权柄与天人大命合二为一，把形而上的道家学说轻而易举地改造成了法家宣扬权术的政治哲学。在《解老》篇中，韩非从老子祸福相倚的辩证法中引申出了他严刑峻法的思想（《难三》篇通过对老子“图难于其所易也，为大者于其所细也”一句的发挥引申出严刑峻法思想，手法正与此同）；将道家的“圣人”偷换成法家概念上的“明君”，由道家卑己自牧、善利万物无不克推出法家霸道兼天下的思想；由崇道而否定儒家的礼治思想，开出法家反传统反文化的思想。“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的这句话用在从《道德经》到《韩非子》的学术嬗变中应该是比较贴切的。 韩非的“势”治学说也同样体现出这种继承和改造的集大成特色。在《难势》篇中韩非旗帜鲜明地维护了慎到的“势治”学说，驳斥了儒、墨等学派的“贤治”学说，但这种言说未免太强词夺理，其学理上的斧凿痕迹也过分明显。倒是《主道》篇中，通过对主静贵无的道家学说的巧妙演绎，“不贤而为贤者师，不智而为智者正”的结论就以比较具有理性的包装出现。然而，老子的“道势”尽管透着阴术的气味，其本质仍然不离自然本身的趋势；在韩非眼里，君王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在公共生活中，这种“权势”具有无与伦比的力量，于是转眼间将“势”从自然引申到人类社会的权力斗争中，并且教导君王如何利用手中的权势制服天下人，如此，自然之势就蜕变成了赤裸裸的政治权势。显然，这种“势”是违背生生之理的，因而是反自然的，也因此，韩非之势与老子之势尽管存在着学统上的承传关系，但这不过是一种名词术语上的相似关系而已。 三 在“百家务为治”的时风下，韩非的这十几万字当然不可能是游戏文章，从《初见秦》、《存韩》、《难言》、《饰邪》、《外储说左上》、《定法》、《显学》等篇有“臣非”、“今者韩国”、“大王”等字样看来，分明是直接进呈给君王的奏章或以君王为读者对象的，更重要的是文中所表达的观点时时处处以君王为中心，所谓“势”，直白地说就是君王拥有的权势和地位，所以他反复申述君王的威德不能分享，权势不能外借，要时刻防止臣重擅主，处处保持人主的独尊地位。所谓“术”，就是君王玩弄于股掌之间又不外现的权术或曰谋略，因而在《外储说右上》篇将“术”最后归结为“独断”。特别是在具体论证过程中，韩非明确站在专制君王一边，反复申述那些连稍有良知的专制者都不敢苟同的主张：如《有度》篇云：“民不越乡而交，无百里之戚”，使民“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视”，专意一行于君主；《内储说上七术》篇：“太仁，不忍人，……此人臣之善也，非人主之所行也”；《外储说左上》：“人主无十日不燕之斋”；《外储说左下》：“与优侏儒以逞其意，而与君子断事”；《外储说右下》中反对以五苑之草实予民充饥，认为“发五苑而乱，不如弃枣蔬而治”，百姓“生而乱，不如死而治”；同篇肯定齐“桓公披发而御妇人”；《难四》篇提出“不肖者炀主，不足以害明”，关键是要防范“贤者炀己”；《说疑》篇鼓吹“尽其民力，破国杀身”，反对“全众传国”；肯定“撞钟舞女”，鄙视“节俭勤劳，布衣恶食”；《六反》篇反对惠爱为治、足民而治。所有这些都足以说明其理论的归宿。其后秦二世与赵高有名的君臣对谈中，前者正是引韩非《五蠹》篇中一段话为自己的穷奢极欲、残民以逞作理论依据，并进而得出结论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