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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 孟子大谈道德，他是把这作为一项标准来要求诸侯的，他要诸侯实行仁政，推行王道。他的理论，和世俗政权是拉开了距离的，是作为世俗政治的批判者出现的。他甚至认为人民之所以起来造反为盗，“放僻邪侈，无不为己”，乃是由于统治阶级过分剥削造成的，颇有后来“官逼民反”的思想。他把统治阶级逼民造反，“然后从而刑之”，看成是设下陷阱与罗网来陷害人民。这一点孔子也有大致相同的看法。他们如此解释人民犯罪的原因，即使不完全科学．也颇令人感动。而荀子则相反，如果说，孟子认为人民犯罪是统治阶逼出来的，荀子则认为人民犯罪是统治阶级放纵出来的。我们从后来李斯的《论督责书》中不是可以看出荀子这朵恶之花结出来的什么果么？孟子没有发明什么对付老百姓的办法，作为一个绝顶的哲学家，理论工作者，他不得不去为人民争取一点赖以生存的土地和最起码的生活资料。他写文章，也只教训诸侯，而不“教育”人民，他要做“王者师”，而荀子呢？他要做的是君生的幕僚，人民的“德育教授”了！ 当然，谈荀子，有些麻烦，因为此老寿命特长，前后思想的差异也就往往很大。比如，在《性恶》一篇中，他还认为秦人“纵性情，安恣孳，而违礼义”，不像齐鲁之民那么温顺孝敬，而在他晚年去了秦国后，观点就大大变化了。应侯范睢问他“到秦国后有何观感？”他盛赞：“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强国》）大致说来，越到晚年，他越崇尚法，与法家思想越接近。不过在《君道》篇中，他认为君的职能在于能“群”，而“群”的含义他解释为能长养人民（善生养人），善治理人民（善班治人），善于显扬人民（善显设人〕，善于文饰人民（善藩饰人），他提出要让人民“衣暖而食之，居安而游乐。”颇能以民生民愿为重，这与“惨礅少恩”的法家还是有相当距离的。大致说来，荀子还重在讲使人民幸福、富裕、安乐，而到了韩非，则只讲使国家强大、稳固、能攻。只是我们必须认识到，韩非的思想是荀子思想合乎逻辑的延伸：“性恶论’是法家思想的基础，“法后王”是法家政治体制的精髓，而由“礼“到“法”，也仅只一步之遥：况且这一步，在荀子晚年，他已颤颤巍巍却又毫不犹像地跨出去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