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陆九渊说了这样一句话：“或问先生：何不著书？对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陆九渊集》，《语录》）象山先生也遵守了这一条，平生的著作并不多，而且他揭示一个很深的道理。 宋明理学家一直以孔孟传人自居，一般来说他们对汉代以来的诸家注释都保留自己的看法，形成了宋学与汉学两派。汉学以训诂考证，字句解释为主；宋学以阐发义理为主，也就是性命之学。陆九渊的“六经注我”，就是自己继承孔孟之道的方法，“我注六经”，就是借六经阐发自己的思想。所以就有，每个人对于六经的解释都不同，只不过是自己个人的见解，至于六经的原意已在不可知之数了。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以及朱熹等他们对六经的注释都是在阐发自己的思想。前几天，有友撰文说“理”原意并非是宋明理学家说的那样，我看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用“理”也不是没有根源的，将这个根源用自己的思想加以解释，就名正言顺了。 孔子说：“信而好古，述而不作。”（《论语·述而》）他的这句话与“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是有很大关系的。孔子强调的是他一贯的主张，在他的看来，古老的文明是很值得人来学习，而且古老文明博大精深，无容置疑。如果人们认为它已经过时或是什么，那是他没有理解，没有体悟到。实际上，孔子不是真的“述而不作”，而是既“述”，又“作”的，他发展了西周以来的思想，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哲学体系，尤其是对“仁”与“礼”的阐发，从自己身上显示的人生境界等等，都是自己思想的反映，可以说是来源于古老文明，但又不同于古老文明。从这个意义是说，“信而好古”就是“六经注我”，“述而不作”也就是一定意义的“我注六经”了。 清儒戴震说：“圣人之道在六经，汉儒得其制数，失其义理；宋儒得其义理，失其制数。”（《戴震文集·与方希原书》）戴震的注释也未尽是制数与义理结合的，他的名著《孟子字义疏证》，就是对《孟子》一书注释，实际上他并没有按照孟子的意思来说的。他是借此来批判程朱理学的，他的批判是与当时的社会风气等有关系的。我前不久，看了侯文正先生的《傅山传》，其中就说到傅山对理学的批判，但是傅山与孙奇峰老先生的话很是佩服，由此可见社会风气对一个人认识的影响，实际上傅山是不懂程朱的。大抵千人言，万人说，以假为正，人们也就不相信了，于是知道的不知道都来批判，如同现在一样。戴震不同，他是深通程朱的，对理欲的说法和理在事中的学说还是很有道理的。在《孟子字义疏证》中他提出自己对理、善、性、仁、义、礼、智、信、诚、道等看法，也是借题发挥而已。汤一介先生1998年提出在中国建立“解释学”，实质上也就是古典哲学与现代化的结合，要使古典哲学发挥它积极的一面，对人们来说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我在论坛上看到很多网友讨厌说中国哲学老是往道德上讲。我看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我认为中国哲学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此，例如儒家，按照这个哲学的意义来说，就是先要人修身养性，先内圣，后外王。事功方面，主要是从政，也包括科学研究等的。它不排斥农耕，科学的创新，而它认为人是有定位，什么人做什么事。“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在儒家学者的注释来讲他们注重的就是道德修养，人生境界的问题。所以他们的注有个界定就是道德上的注释，有时代的结合，现代新儒家，大多是中西哲学的结合，他们注重西方的逻辑分析方法，但也注重中国哲学的道德人生境界哲学。各家都讲“道”，这个“道”的共同的东西，就是要自己自觉地遵守一定的准则，在遵守这些准则的同时，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历代的儒家大师都对六经有解释，他们的解释都有个标准，就是道德精神。 我前不久，写了《安身立命之所》、《涵养须敬用，进学在致知》、《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存天理，灭人欲》等，实际都是对儒家思想的一种自我解释。回想起以前的事，想想现在，以及自己三年来的学习心得也就有了这些几个帖子了。在我看来，“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是有内在关系的，学习六经，从中体会其中的道理，自己的理解也就是“六经注我”，在不断的学习认识中形成自己认识，也就是“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过程，就是“我注六经”，二者是紧密结合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