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林宗匠 司马光 （1019——1086） 作者：李刚兴  一、生于贵胄之家 勤奋好学忘寝餐 司马光字君实，北宋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学人称“涑水先生”，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卒于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其家世代贵胄，远祖是西晋皇族平安献王司马孚，原籍河内（今河南沁阳）。司马孚之裔司马阳，是北魏的征东大将军，死后葬于陕州夏县涑水乡的高堠里，其子孙便于此地家居，因以为籍贯。此后这个家族的政治地位开始下降，司马光的高祖司马休，曾祖司马政、伯祖司马炳皆因五代战乱没有做官。到了北宋初年，司马光的祖父司马炫又考中了进士，当了官。司马炫虽然只做过县官，但却是一位很有名气的人，此人“以气节著乡里”，他在陕州富平县为县令不久，就使“境内大治”（《富平县志》卷7）。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官居四品，位至天章阁待制，“以清直仁厚闻于天下，号称一时名臣。”（苏轼《司马文正公行状》）司马光的堂兄司马里，也是进士出身，官至太常寺少卿。 司马光的先辈和堂兄六七人都是进士出身，他们多是好学之士，爱好诗文，其家族世代书香，“笃学力行”，是一个具有文化传统和学问素养的文明家族。他自小就受到了很好的薰陶。司马光就是生长在这样一个贵胄之家和书香门第，又是在品行端方，为官清廉，很有素养的父亲严格培育下成长起来的。 司马池对子女的家教很严，他有3个儿子，司马光最小，但他并不溺爱，从小就注意从多方面进行严格的教育，使他从小就养成了诚实、节俭和刻苦学习的良好习惯。有一次，司马光想吃青胡桃，姐姐给他剥皮，没有剥开，就走开了，一个心灵手巧的女仆先用开水汤了一会儿，就剥开了，后来姐姐走来，问他是谁剥开的，司马光谎称是自己剥开的。这话被父亲听到了，便严厉地训斥他说：“小子何得谩语！”此后，他再也不说假话了。这时他只有五岁。许多年后，司马光做了官，有人问他待人律己以何为重？他答的是一个“诚”字，再问他从何做起，他说：从不说假话做起。由于他以诚为一生处事的信条，后来的朱熹说他是“脚踏实地之人”（朱高《三朝名臣言行录》卷7）。 司马光6岁的时候，父亲就教他读书，还常常讲些少年有为，勤奋好学的人的事迹来鼓励他努力上进，使他逐渐养成了勤奋学习的习惯。开始读书时，他不懂书中的意思，记得不快，往往同伴都背熟了，他还不会，于是他便加倍努力，不参加游戏活动，独自苦读，直到烂熟为止。他懂得时间的宝贵，不贪睡眠，用一截圆木做枕，称为“警枕”。每天晚上，“警枕”一滚动，他便立刻起来，开始读书。7岁时开始学习《左氏春秋》，“大爱之”，刚听老师讲完，便讲给家里人听，“即了其大义，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寒渴暑。”（顾栋高《司马温公年谱》，以下简称《年谱》）这样，他到15岁时，便“于书无所不通，文辞醇深，有两汉风。”（同上）并且学得很扎实，以至“终身不忘”。到成年以后一直保持着这种刻苦学习的习惯，尽量不放过一点学习时间，甚至在马上，或夜不成寐之时，他不是读书，就是思考问题。 他在学习上不只是死记硬背，更能开动脑筋，勤于思考，坚持了“朝诵之，夕思之”的诵读与理解并重的方法。司马光从勤读善思中产生了学习的癖好，这在他后来的一首诗中写道：“圣贤述事业，细大无不实，高出万古表，远穷四海端。于中苟待趣，自可忘寝餐。”（《传家集》卷2）由于他勤于思考，很早就表现出自己的聪明和才华，在他7岁时，一天同几个小孩在院子里玩，院子里放着一日盛满了水的大缸，伙伴们正玩得高兴时，一个爬上大缸的小孩不小心掉入了缸中，其他的小孩看到这种情景，吓得纷纷跑掉。这时，只有司马光十分冷静，他搬起一块石头，击破大缸，水流出来后，那小孩便得救了。这件事很快被传布出来，有人把它画成《小儿击瓮图》，在京都（开封）、洛阳一带广为流传。 司马光的家庭虽然很富裕，但在他父亲的节俭之风影响之下，从小就不喜华靡，大人给他金银美服，他不愿接受。以至考中进士，去参加闻喜宴时，别人都戴了花，他却不戴，当时一个同年告诉他，这花是皇帝所赐，不可违抗，他才戴上。以后他做了大官，在生活上仍然保持了俭朴作风，“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纯有帛”（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卷11）。节俭作风在司马光身上确是事实，人们从1961年文物出版社影印的《宋司马光通鉴稿》中可以看到，他用的稿纸竟是用过的废纸，是先用淡墨将原来的字迹涂掉，凉干后再写书稿。这种节约的作风在封建士大夫中确实罕见，直到晚年，他还给儿子写了《训俭示康》，对儿子进行廉洁俭朴的教育。他在这封书信中说，穿衣无非是为了御寒，吃饭无非是为了充腹。他举出历史上许多以俭朴而成大业，扬名后世和因奢侈而一事无成，甚至身败名裂的事例，说明“以俭立名，以侈自败”的道理，告诫司马康坚持俭朴的家风。作为一个读书之人，司马光对书籍十分珍爱，翻阅时小心谨慎，生怕弄脏弄坏，天气好的时候，还取出去凉晒，因此，被他翻读了几十年，仍保存得完好如新。他训告儿子说：“商贾收藏的是金钱货币，我们儒生只不过有些书籍而已。”这种爱护书籍的习惯，也为读书人树立了榜样。当然，司马光的检朴之风，比之千百万劳动人民，不可同日而语。只是比他同一阶级的许多人简朴得多一些，可这仍然是值得学习和称赞的。 二、宦游三十余载 忠直清正敢进言 按照宋朝的恩荫制度，中级以上（五、六品以上）大臣的子弟和后人都享有补官的特权，司马光的父亲官居四品，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年），15岁的司马光就得到了恩补郊社郎的官位，不久，又改授他为将作监主簿。这个职位是很低的小官，实际上并没有多少事做，他一面以学习为主，一面干一些公事，受到了初步锻炼。但是，受恩补入仕的人，往往不受重视，胸怀大志，饱读经书的司马光，毕竟不是平庸之辈，宋仁宗宝元元年（1。38年）三月，刚满20岁的司马光便一举高中进土甲科，显示了他自幼刻苦学习而造就成才的丰硕成果。这样年轻就中了进士，在当时是少见的。中进士后，朝廷授他以奉礼郎，华州判官之职，他在华州任职不到一年，又随他父亲到苏州做官，不久母亲、父亲相继病逝，他按制度服丧数年，于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结束了五年的丁忧闲居生活，继续做官，庆历四年担任了武成军（今河南滑县）判官之职，次年改任宣德郎将作监主簿，权知韦城（治所在今河南东）县事，在那里一年多就得到了“政声赫然，民称之”的美誉，在此期间，他还利用政务之暇读了许多典籍，写出了历史论文数十篇。自此以后，他更加热爱史学，集中精力研究历史，用他敏捷的才思评议历史人物和事件，意图从中探索历代统治者的治国得失之道。 庆历五年（1045年），27岁的司马光被调到京城作官，改授为大理寺评事，补国子监直讲，不久又迁任大理寺丞，宋仁宗皇祐三年（1051年）由他父亲生前好友、当时任宰相的庞籍推荐担任了馆阁校勘并同知太常寺礼院。馆阁校勘是负责编校图书典籍工作的职务，这对爱好经史的司马光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职务，为他借阅朝廷秘阁藏书提供了方便，对于他经史研究十分有利。在这期间，他写了《古文孝经指解》，并约同馆阁僚友集体上疏请求把荀子和扬子的书加以考订印行，不致使先贤之经典湮没不传。在同知太常寺礼院的职事中，他对于维护封建礼法制度也很认真负责。 皇祐五年（1053年），司马光又在庞籍的推荐下迁任殿中丞、除史馆检讨，他从此担任了史官的职务，在此期间，他更专心致志地研究史学，探求先贤治国之道，联系当时政治实际取得了很大成果。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年）以后，他与当时很有名的官僚学者欧阳修、王安石、范镇、宋敏等人有了很好的友谊，他们之间志趣相投，使司马光在学术和政治生活中得到很多教益。这时由于多次举荐他的庞籍失去相位，出任郓州（今山东东平县）知州司马光也被调离朝廷，作了庞籍的助手，出任郓州学典，再升任该州通判。第二年冬，他又随庞籍去并州冲太原市）任通判。在并州期间，司马光感到自己官职卑小，不能在皇帝身边施展自己宏大的政治抱负，写了一首送友人的诗，其中说： 我今三十余，汩没无他奇。 正恐浮食人，敢言位犹卑。（《传家集》卷2《守次道初登朝呈同言》） 感到前途渺茫，不能为时所用。不禁感叹地在另一诗中说：“我年垂四十，安待无华欺？所悲道业寡，泊没无他贤，深惧岁月颓，宿心空弃捐。”（《传家集》卷2《初见白发慨然感怀》）。然而，他平生所怀“忠君、利国、养民”之志，却时时不忘。当时的宋仁宗无后，到47岁还没有立太子，朝野上下都为此事担心，深恐将来发生争夺皇位的宫廷内乱。但是，一般官员都怕惹怒皇帝，招来横祸，不敢进言。对这样的事，只有极个别不怕死的忠臣才敢出面进谏，当司马光知道此事，并得知自己在朝担任谏官的好友范镇已开始上疏请尽快立嗣，他也立即写了《请建储副或进用宗室第一状》，配合范镇力争早日建储。他在上疏中恳切地详陈利害，说明立嗣是“朝廷至大至急之务”。并在上疏中最后强调说：“若失时不断，悔之无及。”（《传家集》卷19）不料此疏被置之不理，义无反顾的司马光竟不怕危险，又连上两疏，决心以丢官和效死来竭力议争。结果还是“杳然若投沙砾于沧海之中，莫有知其所终者。”（《传家集》卷58《与范景仁书》）他不得已暂时沉默下来。 司马光从20岁入仕做官直到68岁病死，其间除有15年时间从事《资治通鉴》编修工作，其余30余年担任官职。在这30多年的政治活动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他以一个忠君、忧国和直言敢谏的贤臣的形象表现了他的政治见解并以此显扬于当世。特别是在他五年的谏官（公元1061—1065年）任上，认真履行了一个言官的职责，关心政事，对朝廷竭尽忠诚，五年之中，前后共上奏章177余招，其中对有些重大事件一奏再奏，多重奏至六、七次，表现他为北宋政权的巩固而出谋画策不惜呕心沥血。在这一时期，他的进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件大事上： 第一件大事是，首先是他按照儒家传统的治国之道的要求进陈了“三言”、“五规”。他的“三言”是指关系国家盛衰的君道、官吏、军队三大关键问题如何改进。他把三个问题分别称之“陈三德”，“言御臣”，“言练兵”。关于君道问题他提出了仁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其大意是作为一个好的君主，必须搞好自己的修养，提出人君的标准之一是“仁”，主要是“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利万物”；标准之二是“明”，主要是“知道义，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第三是“武”，是要做到“惟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疑。”他认为，上述三条是人君治好国家的根本条件，因为在他看来，国家之盛衰系于人君一身。他把国家命运完全寄托于皇帝。所谓“御臣”，主要讲的是对官吏的选拔和赏罚，他说：“臣闻致治之道无他在，三而已。一曰任官，二曰信赏，三曰必罚。”在“言练兵”一条中，他提出了整顿军队的意见，主张精简军队，提高战斗素质。 关于“正规”之谏，是在“陈三德”的基础上进行规劝人君治理好国家，提出的一些补充意见。所谓“五规”，第一规谓之“保业”，劝诫皇帝要“夙兴夜寐，兢兢业业”地求治，说明国家政权“得之至艰，守之至难”的道理。第二规谓之“惜时”，就是要求皇帝不失时机“立纲布纪，定万世之业”，他把皇帝基业比做一座巨室，要求守巨室将以传其子孙的皇帝“实其基堂，壮其柱石，强其栋梁，高其垣塘，严其关键。”巨室筑成之后，要求做到使其“亘千万年无颓坏。”他说：“夫君者国之堂基也；礼法者，柱石也；公卿者，栋梁也；百吏者，茨盖也；将帅者，垣塘也；甲兵者，关键也。是六者不可不朝念而夕思也。”这段话表明了司马光治国思想的基本观点，完全是一派封建贤臣的金玉良言。第三规谓之“远谋”，劝皇帝要有深谋远虑，“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第四规谓之“重微”，劝皇帝时时警惕，做到防微杜渐，“销恶于未萌，洱祸于未形。”第五规谓之“务实”，强调“为国家者必先实而后文”，凡一切政教设施，必须讲求实际，做到“拨去浮文，悉敦本实。”以上五规均以“保业”为目的，其余四规都是为实现这一目的的具体途径。 “三言”，“五规”的提出，构成了司马光治国之道的方案，也是他的政论思想之纲目和明确的施政纲领。这些建议虽不曾被最高统治者所采用，但却在统治者集团内部产生了较好的影响。 第二件大事是继续恳请建储。这是司马光为谏官之后所关注的第二件大事。作谏官之前，他曾接连三次上疏，力陈早日建储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任谏官后的第一次面见仁宗皇帝，就当面提醒他说：“臣昔通判并州，所上三章，愿陛下果断力行。”（顾栋高《司马温公年谱》卷2）仁宗帝也当面赞扬了他的上疏是“忠臣之言”。可是事隔很久，仍未实行，为此，司马光又继续上疏，催促仁宗接纳他的请求，结果终于使仁宗帝下了决心，把他的奏章发送中书省会议定实行。事隔不久，仁宗将其堂兄濮安懿王赵永让的第13子赵曙立为皇太子。两年以后，仁宗就死了，遗诏命赵曙即位，他就是宋英宗。这个关系到统治核心是否稳固的大问题，在司马光的努力下，终于得到了解决。 第三件大事是调解英宗和皇太后的皇室内部矛盾。宋仁宗于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病故，赵曙于四月一日正式即皇位，几天之后生了重病，不能亲政，由皇太后曹氏垂帘，代管军国大事。当时北宋统治表面平静，实际上是内外矛盾尖锐，处在危机四伏之中。司马光等人为此忧心忡忡，深怕不是亲生母子的曹太后同英宗皇帝不和，造成统治核心的分裂。情况确实如此，英宗多病，同母太后的关系时好时坏，在病重时对母后“时有不逊语”，加上有人从中离间，弄得太后大不高兴，一些曾反对立英宗为太子的大臣就“乘机阴进废立之说”（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1）。在这种情况下，使得两宫的矛盾日益加深，司马光绞尽脑汁，一再上疏调和两宫的关系，重点是明陈两宫不和的危害性，苦口婆心地劝导英宗孝谨太后，在他的调停下终于收到很好的效果，从而巩固了统治核心的内部团结，避免了一场危机的发生。后来，太后终于还政于英宗，而母子和好的情况继续加强。 第四件大事是在任谏官期间，本着“安国家，利百姓”的原则为民请命。司马光有较长时期在地方做官，对老百姓的困苦有所了解，他有一首名为《道傍田家》的诗，道出了农民的艰苦情况： 田家翁妪俱垂白，败屋萧条无壮息。 翁携镰索枢携箕，自向薄田收黍稷。 静夜偷春避债家，比明门外已如麻。 一筋疲力敝不入腹，未议县官租税促。（《皇朝文鉴》卷21） 这首诗的内容表明司马光对下层农民的疾苦是很关心的，他对城市贫民也很同情，在另一首诗中写道： 因思闻井民，糊仰执薄技。 束手已连旬，妻儿日憔悴。 囊钱与盎米，薪木同时匾。 败衣不足准，搏手坐相视。（《传家集》卷3，《八月十七夜省·纪事呈同舍》） 鉴于这种情况，司马光想到自己负有解救斯民之责，深深感到有愧于心，认为必须设法富民，使之能得到温饱，于是又写道：“一夫有不获，伊尹深为羞。何当富斯民，比屋困仓稠。”（《传家集》卷32，《言蓄积札子》）很想在这方面实现他的愿望。他在谏官任上，除了关注于巩固国家基业的大事之外，也本着“国以民为本”的原则，进谏了一些要求关心人民疾苦，减轻人民负担的意见，其主要内容是根据孔子“节用而爱民”的思想，请求统治者带头崇尚节俭紧缩财政开支，禁止乱摊乱派和惩治横征暴敛之官，同时还要求统治者爱惜民力，不要滥征百姓当兵。遗憾的是他的这一番苦心献策，却未得到采纳。以上谏议，虽然是本着忠君、利国、养民的儒家政治原则，为统治阶段的根本利益着想，但比起当时多数昏庸腐败贪戾的统治者成员来，算得上是一位为民请命的正直、清明的好官。 三、编修《资治通鉴》 史学成就称高峰 司马光一生最大的贡献，就是他为祖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增添了一部闪烁着光辉的史学名著《资治通鉴》，此书是一部294卷、三百多万字的巨著。他平生笃好史学，自青年时代就开始研究历史，写出了许多有见地的史学评论，并立志要在前人的基础上，网络众家之说，成一家之书。通过长期对历史的研究，他深刻地认识到，治国平天下者必须熟读历史，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他说：“治乱之原，古今同体，载在方册。”（《传家集》卷17，《进通志表》）又说：“治国安邦，不可不读史。”在编写《资治通鉴》之前，他就写成了战国至秦二世，名为《通志》的历史八卷进呈英宗，恰遇英宗皇帝也是一个爱学习历史的人，他“欲遍观前世行事得失以为龟鉴”（《传家集》卷68，《刘道原十国纪年序》），这就使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得到坚强有力的支持。他决心编好这部著作，为帝王治国安邦提供一部切实可用的“龟鉴”。他对英宗说：“光承乏侍臣，尝从容奏旧史文繁，自布衣之士鲜能该通，况天子一日历万机，诚无暇周览，乞自战国以还，迄于显德，凡关国家之兴衰，系众庶之休戚，善可为法，恶可戒者，佳次为编年一书，删其浮长之辞”（同上）。这是他对《资治通鉴》的编写目标的合理的设想。就是说，他计划以编年体的方式来编写这部书。对于卷帙的长短，是为适应人君日理万机，读书时间很少，确定用简明扼要的方法，将浩繁的历史缩写出来，为皇帝提供一部切实可以借鉴，作为治国经验的历史教材，其取材范围仅限于“关国家之兴衰，系众庶之休戚”的两大主题。这些建议被皇帝高兴地采纳了，从此开始，司马光便竭力投身于此书的编写活动之中。 原来，在宋仁宗嘉祐年间他就开始了编写《历年谱》一书，采录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至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凡小大之国所以治乱兴衰之迹，举其大要，集以为图”（《稽古录》卷16，《历年图谱》），用《春秋》一书的编写形式，分别编排略记了每个朝代及分裂时代各国之历史大事。全书共记录了1362年历史，共分为5卷，这部书已经形成了编修《资治通鉴》的提纲的雏型。接着，他又花了两年时间，在取材上以《史记》为主，兼采他书，基本上按照《左氏春秋传》之体例，编成了《周纪》5卷，《秦纪》3卷，取名为《通志》，于治平三年（1066年）正月进呈英宗，这部书的内容起自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前403年）至秦二世三年（前207年）秦亡为止，对“战国七雄”的“兴亡之迹，大略可见”（《传家集》卷17，《进通志表》）。英宗看了，非常赞赏，接着便正式命他负责编写《资治通鉴》，由于此项工作的工程浩大，“私家力薄，无由可成”，请求找两个助手进行协助。不久，英宗病死，继位的神宗也爱历史，重视历史经验，他认为这样的史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乃命名曰《资治通鉴》。并亲自预作了书序，叫司马光在书成之日，将此序文编进去。这样他便在最高统治者的有力支持之下，更加充满信心地从事这项具有重大意义的修史工作。 接着又在最高统治者的支持下成立了编书局。下一步工作就是物色人才，协助编书，司马光慧眼识才，他选出了两个很有史学才能的人，一个是年仅35岁的刘恕。刘恕（1033—1078年），字道原，筠州冲江西高安县）人，此人自小酷好历史，是一位历史知识十分丰富的饱学之士，被授为同编修，后迁著作佐郎。另一位是刘囗（1023—1089年），字贡父，自号公非，临江新喻（今江西新余）人，此人也是一位博学之士，曾著书百卷，“尤邃史学”（《宋史·刘敞传》）。他不但精通六经，还能“读典坟丘索之书，习知汉魏晋唐之典”（《栾城集》卷28，《刘囗中书舍人制》）。在参加书局之前，他就同其哥刘敞，侄子刘奉世同著有《三刘汉书标注》6卷，自著《东汉刊误》4卷，《五代春秋》15卷，《内传国语》20卷，《经史新义》）7卷。后来，他因出任外官离开了书局，走后，他的工作由范祖禹接替。范祖禹（1041—1098年），字淳甫，成都华阳（属今四川成都市）人，嘉八年（1063年）进士，此人自幼“闭门读书，未尝予人事”（《宋史·范镇传》附）。他“智识明敏，好学能文”（《传家集》卷45《荐范祖禹状盯，他精通唐史，曾自著《唐史》12卷，《宋史》说他“深明唐三百年治乱，学者尊之，目为《唐鉴》公”（张端义：《贵耳集》），后来宋高宗说：一读《资治通鉴》知司马光有宰相意量，读《唐鉴》知范祖禹有台谏手段”（《范大史集》卷41），上述诸人都是很有知识和才华的高水平历史学家，他们为《资治通鉴》的成书都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此外，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也参加了书局，负责检阅文字的工作。 《资治通鉴》从治平三年（1066年）奉命成立书局正式进行编写，至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完成，共历时19年，全书内容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前403年），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取材除“十七史”之外，尚有野史、传状、文集、谱录等222种，由司马光总其事，刘囗、刘恕、范祖禹等人各就所长，分段负责，第一步是从浩瀚的史料中选取排比材料为“丛目”，对“丛目”要求史料齐备，时间清楚；凡与时事稍有关联的，就要求尽量依次增附，由编修人员负责收集自己分工范围的资料，进行选取和排比编写而成。第二节是编写“长编”，长编就是把写丛目时编排的资料全部检出，经过认真分析，鉴别；考证异同，去伪存真之后，进行综合归纳，重新整理成篇。编写长编的原则是“宁失于繁，毋失于略”。最后是删改定稿，由司马光自己负责，就是在“长编”的基础上进行删繁削冗，修辞润色，最后总其大成，完成定稿而成书的。从丛目到长编再到定稿的三个步骤，是司马光对历史编纂学的创造性贡献。《通鉴》的成书，可以说是司马光毕生心血的结晶，因为这部宝贵历史文献之所以能够完成，是他从成年以来长期从事史学研究的最后硕果，仅从他“立志成一家之书”算起，包括《历年图谱》和《通志》的写成，到《通鉴》的最后完成，共用了30年的岁月，正如他在《进通鉴表》中所说：“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在此书最后完成的第三年，他就与世长辞了。 《资治通鉴》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它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成就空前的贯通古今的编年体通史，它的年代，起迄长达1362年，全书三百多万字，在内容上它除了着重记述了以政治、军事为主的“治乱兴衰”的历史，同时对经济、文化方面的历史亦有所略述。它不仅内容丰富，而且构思精密，主题鲜明，重点突出，编次有序，删繁求精，“不漏不烦”（《传家集》卷17，《进资治通鉴表》）。在文字功夫上做到了精练明畅，使人阅读起来觉得铿锵有声，韵味无穷。此外，《通鉴》也是一部富于文彩的佳作，它的文字简朴生动，寓意深刻，其文学价值高，写得生动感人，耐人寻味。 正是因为《通鉴》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所以历代学者对它的评价很高。宋元之际的封建史家胡三省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新注资治通鉴序》）王应麟说：“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清代大史学家王鸣盛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不可不读之书”（《十七史商榷》卷1）。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评价《通鉴》时说：“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这部历史名著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座丰碑，司马光也不愧是一位划时代的伟大历史学家，直到今天，《资治通鉴》仍然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和史学研究价值，继续闪耀着它的智慧之光。 四、列“六先生”之目 创建理学有地位 司马光不仅是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和中国古代杰出的大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很有名气的儒学大家。朱熹在《六先生画像赞》中把他和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同尊为北宋理学“六先生”。由此可见，在理学形成和发展的初期阶段，司马光是居于重要地位的开创人之一。只是由于他长期从事政治活动，在学术上也主要是笃志于史学研究，对理学的贡献不及其他“五先生”那样宏富精深。然而，他在经史的研究中，在其政治实践和为人处事中完全是以一个儒家的身份出现于历史舞台之上的。况且在对儒家经典的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就也是不可忽视的。全祖望在《宋元学案》卷首的《序录》中说：“小程子（程颐）谓阅人多矣，不杂者司马、邵、张三人耳。” 按照儒家的标准来看，在北宋的重要人物中，司马光确实是一位纯厚的名儒大贤。我们称司马光为名儒大贤，可以从很多方面得到说明。 首先看他的学术思想。无论从《司马温公集》所收录的著作中，还是从《资治通鉴》中，我们都可以看出这方面的内容。司马光一生著作很多，除《资治通鉴》及其他史学著作之外，儒学思想的著作主要有：《致知在格物论》，《中和论》，《孝经指解》，《易说》，《注系辞》，《注太玄经》，《扬子浅释》，《迂书》，《潜虚》，《大学中庸义》，《原命》，《说玄》等等。他退居洛阳的15年期间，同程颢、程颐、邵雍等理学家往来密切，在学术活动中相互交流思想，共同从事义理之学的研究，上面举出的那些著作，就是他在这个时期除《通鉴》之外的主要著作。综合起来看，他的理学思想主要表现于以下几方面： （一）“天命论”思想 司马光也相信“天命”，他说：“天者，万物之父也。”“违天之命者，天得而刑之；顺天之命者，天得而赏之。”（《迂书·士则》）在他看来，天是有意识的主宰者，因为他能赏善罚恶。所以人类只能奉天行事，才能免祸致福。他还说：“天使汝穷，而汝强通之，天使汝愚，而汝强智之。若是者，必得天刑。”（同上）认为人的贫富智愚都是上天安排下来而不可移易的。然而，在天人关系上，他并不完全否定人的作用，如他说：“人事可以生存，而自取死亡，非天命也。”（《扬子浅释》）在此前提下，他又提出了“天人相济”和“天人相助”的观点。他说：“天力之所不及者，人也，故有耕耘敛藏；人力所不及者，天也，故有水旱螟蝗。”（同上）“天之所不能为而人能之者，人也；人之所不能为而天能之者，天也。稼穑，人也；丰歉，天也。”（《迂书·天人》）这说明，在天人关系上，司马光也继承了荀子的一些思想，并不完全把一切事情都寄托于天命，特别是对征服自然的生产活动，他十分强调人的作用。 （二）理学思想 对于理和气的关系，司马光主张以理为本。他说：“万物皆祖于虚，生于气，气以成体，体以成性，性以辩名，名以立行，行以俟命。故虚者物之府也。气者生之户也，体者质之具也，性者神之赋也，名者事之分也，行者人之务也，命者时之遇也。”（《潜虚》）就是说，司马光把“虚”看做是世界之本原，把物质性的“气”看做是产生万物的第二位原因，可以理解为“虚”生“气”，“气”生万物，天地万物和人、事都根源于“虚”，产生于“气”。“虚”是根源，“气”是质料，再经过演化而成万物之体，体又各有性、名、行、命。作为万物之本原的“虚”，是指无形无象的精神本体，这个精神本体实质上就是理学家们所说的“理”。在理事关系上，他主张以理为本。司马光说：“有兹事必有兹理，无兹理必无兹事。”（《迂书·无怪》）前半句话是说，凡一事皆有一理，后半句是说，既然事事皆有其理，那么，没有某事的理就没有某事的出现。总起来说，理是第一性的，事是派生的，这个观点和二程的观点是一致的。 对格物致知的理解和二程有不同之处。二程说：“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曰穷其理而已矣。”（《二程遗书》卷25）认为格物就是穷理。司马光说：“格犹扦也，御也，能扦御外物也。”为什么要这样来解释格物这个概念了司马光说：“人之情莫不好善而恶恶，慕是而羞非。然善且是者寡，恶且非者实多，何哉？皆物诱之也，物趋之也。”（《致知在格物论》）他认为，人们虽然都喜欢善，不喜欢恶，以是为慕，以非为羞，但实际上是者少，非者多，要想做圣贤，实在不容易，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受到外物的引诱和蒙蔽的缘故，所以必须抵制外物的引诱才能做到去恶从善，去非存是。司马光说，他训格物为抵制外物对人的侵害，也是为了更好地求得知识，因为只有能抵制住外物的蒙蔽和引诱，才能获得知识，他是从修养论和认识论一致的前提下，讲格物致知的。因此，司马光对格物致知的理解和二程基本是一致的。 对诚意、正心的问题，司马光也有自己的看法。他和其他理学家一样，对《大学》提出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格物致知”是基本功，既能格物致知，就能够“依仁以为宅，遵义以为路。诚意以行之，正心以处之，修身以帅之，则天下国家何为而不治哉？”（《致知在格物论》）其中，他着重对诚意、正心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讲述。司马光说：“《中庸》所谓‘诚者天之道’，言聪明睿智无所赋也。”“‘诚之者人之道’，言好学从谏，人所为也。”（《答秉国第二书》）把“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讲得十分言简意赅。讲到诚的重要性时，他说：“君子所以感人者，其为诚乎！欺人者不旋踵人必知之，感人者益久，人益信之。”（《迂书》）司马光自己很重视待人以诚，他说：“其诚乎，吾平生力行之，未尝须臾离也，故立朝行己，俯仰无愧耳！”（《三朝名臣言行录》卷12）说到“正心”，“司马光认为正心就是“治心”，如他说：“学者所以求治心者，学虽多，而心不治，安以学为？”又说：“小人治迹，君子治心。”（《迂书》）在如何治心的问题上，司马光说：“帅庸》所谓中者，动静云为，无过与不及也。二者皆虽为治心之术，其事则殊矣。”（《答秉国第二书》）使语言行为不过分，无不足，达到“适中”，恰到好处，就是治心之术。 格物致知和正心诚意是理学家们对修身治国的“君子”“贤人”之基本要求，所以讨论得很多，司马光也不例外，他在这方面的见解，对二程、朱熹都有一定的影响。 对性理问题，司马光不主张讲得太玄妙。他说：“《易》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世之高论者竞为幽僻之语以欺人，使人跋悬而不可及，积瞀而不能知，则昼丽舍之。其实奚远哉？是不是，理也；才不才，命也。＂（《迂书》）他认为，有些人把性理问题讲得玄乎其玄，弄得人们神智不清，不过是欺人之谈。其实，所谓理，无非是个是不是的问题，所谓“命”，无非就是决定人的材质（本质）的那个东西。他对性理问题虽然讲得不多，但比较切合实际。 五、立身处事有则 道德文章启后人 对司马光的为人，朱熹有如下评论： 公忠信孝友恭俭正直出于天性，其好学如饥渴之嗜饮食，于财利纷华如恶恶臭；诚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于洛，往来陕洛间，皆化其德，师其学，法其俭。有不善曰：君实得无知乎！博学无所不通。（《三朝名臣言行录》卷7） 这是对司马光个人品德的一个简要概括。这个评价虽然不无溢美之辞，但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比如说前面提到他终生力行于一个“诚”字，这就是事实。他居洛阳时，曾派人去卖他骑过的马，替他卖马的人临走时，他嘱咐说：“此马夏天有病，若有买者，事先告诉他。”（《宋人轶事汇编》卷11）此事后来被人传为美谈。他做官直言敢谏，为人处事“言行一致，表里相应，遇事坦然，尝有余裕。”（同上卷12）修《资治通鉴》能据事直书，不为尊者讳，该褒则褒，该贬则贬，尽量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据实直书。在治学态度上刻苦踏实，学而无厌，敢于攀登高峰。在性格上“其直如矢而归之不止”，言行如一，怎样说就怎样做，只要认为是应该做的，坚决做到底。在生活上养成了崇尚节俭的美德；不讲奢华，不贪而好利。这些品德在他一生的行事中都有据可查。 司马光的忧国忧民思想也是很突出的，他所忧的国虽是皇帝的国家，但他所忧的“民”主要还是封建统治下的劳苦大众们，作为一个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他当然不会懂得劳苦大众的苦难根源，但他反对杀鸡取卵的暴政，反对贪污腐败，对生活于苦难之中的下层劳动者有一定的同情。他死后，黄庭坚有挽联云：“平生两无累，忧国爱元元”，是比较符合实际的。《资治通鉴》就是本着“叙国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戚”，“穷探治乱之迹”的精神编写出来的。 在对待王安石变法上，司马光是反对派。对这个问题也应当实事求是进行具体分析。王安石的变法运动确实在历史上具有进步意义，但他作为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的一位大政治家，其所制订和实行的变法目的，同样是出于从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着想，这一点上，同司马光并无区别。两人都具有忧国忧民之心，希望通过改革弊政来做到国富民安。他同王安石在变法问题上的分歧只是在同一目标下的不同方法的争论。司马光说：“光与介甫趋向虽殊，大归则同。”（《传家集》卷60，《与王介甫书》）王安石也说他与司马光“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王临川集》卷73）司马光也不是顽固的保守分子，其实他先前也曾提出过许多主张变更旧制，革新弊政的意见，如认为“世变风移”，不能“因循旧贯，更成大弊”（《传家集》卷27，《论皇城司巡察亲事官札子》）。他还批评过英宗“动循旧例，不顾事情”（《传家集》卷36，《上皇帝书》）。不可否认，司马光说过“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话，但他并不主张消极地维持现状，他只是要求对改革持慎重态度，对不合时用的旧制度进行“损益”，要“精心审虑”（同上），不应大刀阔斧，只能逐渐改善。他在给王安石的信中说：“夫议法度以授有司，此诚执政事也，然当举其大而略其略，存其善而革其弊，不当无大小，尽变旧法以为新奇也。”（《司马温公文集》卷10，《与王介市第三书》） 在变法问题的争论中，司马光和王安石都主要是为解决国家财政困难着想，但王安石着眼于“开源”，司马光着眼于“节流”，两人都没有提出如何推动生产发展的有力主张，而“开源”的方法主要希望通过改革，把“聚敛之权归之公上”，达到“国用可足，民财不匮”的目的。“节流”之法主要是要求裁减冗费，限制以皇帝为首的大小官僚大肆挥霍浪费。就这一点说，司马光的主张不无道理。况且，由于王安石执行新法中用人不当，产生了与其本来愿望相反的一些副作用，所以，新法的失败也是理所当然的。 就个人感情上说，司马光和王安石早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对王安石十分钦慕，在《辞修起居注第四状》中说：“如臣空疏何足称道，比于王安石相去远甚……使臣之才得及安石一二，则臣闻命之日，受而不辞。”嘉伯年间，二人同修起居注，神宗即位后，两人又同居翰林学士之职，彼此相敬重，相处“特友善”，他们和吕公著、韩维四人，当时被称为“嘉祐四友”（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卷11）。甚至因政见不合分道扬镳之后，他们在感情上并未完全破裂。司马光一直认为：“介市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传家集》卷63，《与吕晦叔第二简》）王安石变法失败罢相之后，也还称赞司马光为“君子人也”（曾敏行《独醒杂志》卷4，转引顾奎相：《司马光》）。宋哲宗元祐元年四月六日，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病故，噩耗传来，正在重病中的司马光不禁为之感伤，还特写信给执政的吕公著，嘱其“优加厚礼”（《司马温公文集》卷10，《与吕晦叔第二简》），朝廷接受了他的建议，并追赠王安石为太傅。以上事实，说明司马光确是一位光明正直的“君子”。 总之，作为封建时代一位伟大历史学家和政治家、思想家的司马光，不愧是一代名儒大贤，在其德行、政事、文史等许多方面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可供学习和借鉴的精神遗产。对于他的局限和不足之处，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加以对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