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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道德经》第80章） 前者是批评的话，大意是说，在田园荒芜、府库空虚的情况下，在上者还穿着华丽的衣服，拥有许多的财富，那就只能算作强盗头子。后者讲的则是理想的社会，那里的人自得其乐，无论吃什么饭都觉得很甜，无论穿什么衣服都觉得很美。老子对“文采”的批评与儒家相对立，与墨家比较接近，但“美其服”的说法却有更多的道家色彩，孔子虽有“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论语·里仁》）的说法，但他决不以为“恶衣恶食”是一件很甘美的事。墨家也一样，他们承认“衣褐带索”是一种“自苦”行为，那肯定是不“美”的，但为了一种信念，却必须去作。 庄子讨论这个问题多一点。最具庄子风格的是下面一段话： 庄子见鲁哀公。哀公曰：“鲁多儒士，少为先生方者。”庄子曰：“鲁少儒。”哀公曰：“举鲁国而儒服，何谓少乎？”庄子曰：“周闻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时，履句屦者，知地形。缓佩玦者，事至而断。君子有其道者，未必为其服也；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为不然，何不号于国中曰‘无此道而为此服者，其罪死’？”于是哀公号之五日，而鲁国无敢儒服者。独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门，公即召而问以国事，千转万变而不穷。庄子曰：“以鲁国而儒者一人耳，可谓多乎？”（《庄子·田子方》） 前面我们经常提到鲁哀公，孔子自相矛盾的话都是对他讲的。这一次，谈话的对象却成了他身后一百多年的庄子。谈话的内容并没有什么新意，“有其道未必有其服，为其服未必有其道”，道和服没有必然的关联，墨子说过的话，《庄子》不过重述了一遍而已。所不同的是，墨子说这话时，面对的是儒者（公孟子），所以没有点明儒者的言行不一。庄子“谈话”的对象是鲁哀公，所以才可以说出举国儒服的鲁国，真儒只有一人。 喜欢对号入座的人，总想论证那位真儒就是孔夫子，这也好为庄子出于颜氏之儒找点根据[5]。不过，即便庄子真的是儒家别派，把孔圣之后那么多贤人都说成不是真儒，于儒家也似乎不是什么光荣的事儿。我们还是相信，《庄子》这里表述的主要是讽刺而不是赞美。 比较吊诡的是，庄子有时候也会穿“儒服”！《庄子·说剑》讲庄子与赵文王论剑的故事。文中有这样的对话：“今夫子必儒服而见王，事必大逆。庄子曰：请治剑服。”对于这个麻烦的问题，历来主要有两种解决方法：一是证明《说剑》伪书，不可信。二是把儒分成达、类、私，以便说明此儒非彼儒。前一种说法宋人就有[6]，后一种说法以近人章太炎主张最力[7]。详细地解释他们的说法不是本文的目的，个人觉得，既然庄书充满“谬悠之说、荒唐之言”（《天下》），让庄子穿一次“儒服”又有何妨！ 更何况庄子因家境不好，常常还得穿打补丁的衣服。《庄子·山木》篇称： 庄子衣大布而补之，正緳系履而过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惫邪？庄子曰：贫也，非惫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惫也。衣弊履穿，贫也，非惫也，所谓非遭时也。 字面上讲的虽然是庄子本人，但要说明的还是那个大道理：道德与衣履没有直接关联，衣弊履穿者可能正是怀道抱德的人。 《田子方》篇还给我们举了另外一个例子： 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笔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者，儃儃然不趋，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视之，则解衣般礴，裸。君曰：“可矣，是真画者也。” 宋元君要画图，来了许多画家，行礼调墨，排队守候。只有后到的一位不仅不趋不立，而且马上就回家了。宋元君派人来看，发现此人赤身露体，盘腿而坐。宋元君马上意识到这才是一位真画家。 在这个故事里，“衣服”成了一种限制，只有“解衣般礴”，才能挥洒自如。从这个角度看，“圜冠句屦”的儒服固然不自然，刻意“衣褐带索”不也是一种人为的限制吗？ 四、在服饰背后 儒道墨之外，其他各家在衣服问题上的看法多为片言只语，如《孟子》书中提到的农家代表许行，有弟子数十人，“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滕文公上》）我们这里就不一一讨论他们了。稍稍值得提及的是，阴阳家有一种说法，认为衣服的颜色与四时、方位必须对应起来，如春月衣青衣、服青玉，夏月衣赤衣、服赤玉，秋月衣白衣、服白玉，冬月衣黑衣、服玄玉等（《吕氏春秋》十二纪）。这种说法对后来王朝更替时所谓“易服色”有相当大的影响。 衣服是用来穿的。穿衣服本不是什么大事，每人每天都会碰到。穿着本身，积久而成习，有时候还成为无意识的举动。可是，当衣服成为学派争鸣的对象时，穿衣服就不仅仅是一件日用常行中的小事。在服饰的背后，可能包含着一整套的观念系统。而穿着本身，也常常变成一种姿态，一种体现自家学术宗旨的象征。 儒家如此，道家如此，就连只知道衣服之实用价值的墨家也同样如此。 从文献来看，墨家对衣服的考虑，大概从来没有超出过身体需要的层次。不是御寒，就是避暑。用墨子的话说，这就叫“故圣人为衣服，适身体，和肌肤而足矣”。除此之外，象追求“荣耳目”（漂亮）、“观愚民”（炫耀）之类，全都属于费财费力的无用之举。 墨家这样说，当然也有他们的理由。既然每个人都有饥而欲食、寒而欲衣的本能，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一些人的过度使用必然会带来另一些人的饥寒交加，所以只有节约用度，有财分贫，兼爱他人，必要时甚至排除一切的娱乐活动，才可以保证让所有人获得最基本的生理需要。墨家的这种想法，不管是否属于荀子所谓的“私忧过计”（《富国》），却显然有其现实的针对性。其批评的对象既有锦衣玉食的“王公大人”，也包括那些“繁饰礼乐”的儒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