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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百家纷争。争辩的内容，除了关乎学派宗旨的大原则外，还有一些具体的小问题，穿衣服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人为什么要穿衣服？穿什么样的衣服才是合宜的或得体的？服饰与德行是否有关系？这些都曾引起过诸子们的讨论或关注。问题虽然没有什么思想性，但由各家的回答，还是可以看出他们各自的学术宗旨。其中，有些说法对后世的影响似乎并不亚于那些大原则大问题。 一、圣人的穿着 说到穿衣服，自然会首先想到孔夫子。这位生活比较考究的圣人不但吃饭有一套原则，如“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穿衣服也丝毫不含糊： 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当暑，袗絺绤，必表而出之。缁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亵裘长，短右袂。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丧，无所不佩。非帷裳，必杀之。羔裘玄冠，不以吊。吉月，必朝服而朝。（《论语·乡党》） 钱穆有一段白话试译，可以帮助我们理解： 君子不把玄色纁色来作衣领与袖之边。不把红色紫色做日常起居之服。当暑天时，在室内穿葛单衣，但出外必加上衣。黑衣内用羔羊皮的裘，素衣用小鹿皮裘，黄衣用狐裘。在家私居时所穿之裘，较出门时所穿者稍长，又把右袂裁短些。夜睡必有寝衣，其长过身一半，下及两膝。冬天把狐貉皮来做坐褥。除去在丧事中，大带上没有不佩一切备用的玉器的。除非朝祭用正幅的帷裳，其余所穿裳，总是开剪斜幅缝制的。吊丧不穿黑羔裘，不戴玄色冠。每年正月岁首，必穿着朝服上朝去[1]。 《乡党》篇是弟子们对孔子日常生活起居的描述，所以文中“君子”所指的当然就是孔子本人了。由于年代久远，这段话的内容并不十分明白。据后儒的解释，孔子选择衣服的原则大体上不外两方面：一是合“礼”，如“绀緅”是用来作祭服的，所以不能作领、袖的饰边，红紫不是正色，所以即便是私居时也不能穿。二是合“时”，如“亵裘长”为的是取暖，“短右袂”为的是方便做事。不管这些解释是否可靠，我们总可相信，这段话所讲的孔子决不是早年那个“贱”而“多能鄙事”的孔子。虽然古代可能皮贱而丝贵[2]，但有这么多种衣裘，并十分讲究色彩、玉器的配搭，那一定是有身份的人才能做到的。 和墨子的服饰比较一下，印象当会更深刻： 墨子称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槀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如此。”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庄子·天下》） “裘褐”是粗衣，为穷人所穿。“跂蹻”大概是草鞋或木屐之类。这里说的虽是后世之墨者，但墨子本人的穿着也不会差得太远。荀子就说过墨子“衣粗食恶”、“衣褐带索”的话（《荀子·富国》）。有一位曹公子甚至当面向墨子抱怨：“始吾游于子之门，短褐之衣，藜蒮之羹，朝得之则夕弗得。”（《墨子·鲁问》）很难想象，极重言行一致的墨子会只让弟子们过那种辛苦的生活。 根据《墨子·辞过》篇，墨子主张“以裘褐为衣”还有一个实际的考虑： 古之民未知为衣服时，衣皮带茭，冬则不轻而温，夏则不轻且凊。圣王以为不中人之情，故作诲妇人治丝麻，捆布绢，以为民衣。为衣服之法：冬则练帛之中，足以为轻且煖，夏则絺綌之中，足以为轻且凊。谨此则止。故圣人为衣服，适身体、和肌肤而足矣，非荣耳目而观愚民也。……当今之王，其为衣服则与此异矣。冬则轻煗，夏则轻凊，皆已具矣。必厚作敛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锦绣文采靡曼之衣。铸金以为鉤，珠玉以为佩，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镂，以为身服。此非云益煗之情也，单财劳力，毕归之于无用也。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当墨子称衣服的主要作用是御寒避暑，不是为了荣观耳目时，他所担心的其实是，王公大人追求“文采刻镂”，必定会亏夺百姓的衣食之财。至于百姓衣食丰足之后，是否可以干点“锦绣文采”的事儿，墨子并没有明确的回答。考虑到墨子曾主张给那些贤能之士“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他大概也不会反对在适当情况下修饰一下吧！要不，人人皆衣褐带索，贤人还要那些爵禄干什么呢？ 无论如何，同为当时显学的宗师，孔墨的穿着打扮如此悬殊，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对照。两家后来围绕着穿衣服的问题展开辩论，自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二、“服”与“行” 儒墨两家直接辩论服饰的文献，保存在《墨子·公孟》篇中[3]： 公孟子曰：“君子必古言服，然后仁。”子墨子曰：“昔者商王纣卿士费仲为天下之暴人，箕子、微子为天下之圣人，此同言而或仁或不仁也。周公旦为天下之圣人，关叔为天下之暴人，此同服或仁或不仁。然则不在古服与古言矣。且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墨子·公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