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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切的唐诗——唐代诗歌的日常生活功能

http://www.newdu.com 2017-11-23 光明日报 佚名 参加讨论

    编者按
      上世纪中国以西方近代的文学观念诠释中国文学,将文学的功能定于“审美”一途,中国的文学便如陈独秀《答沈藻墀》所说,“只有诗、词、小说、戏(无韵者)、曲(有韵者,传奇亦在此内)五种”。但从汉赋、唐诗、明清文人小说看,它们和那些实用文体一样,同样被广泛地应用于人们的社会生活,存在着众多的实用功能。这一点,确定了中国文学生活行为经验的性质,带来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繁荣。当文学广泛用于社会生活,成为一种生活的必需时,文学才有了众多的作者和接受者;文学才受到社会普遍的喜爱,有了它的繁荣。把握古代文学功能的多样化,不仅对我们理解中国文学的本质和研究它的发展规律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文学被冷落的今天,对繁荣文学的创作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唐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代表。标志之一,就是唐诗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的功能达到极致。
    上层社会,墨客文人和三教九流各有其日常生活。但不管何种人群,其日常生活均能亦均在唐诗中有所表现,题材覆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大至政治外交,小至起居饮食,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功能。举其大者,应有四个方面。
    纪事遣兴,是唐诗在日常生活中的常态功能。这本是文人生活的常态。唐人用诗歌来表达思想,纪录生活并自我抒情。如果一个诗人的传世作品较多,后人便可以从其作品入手,复原其生活轨迹之大概。原因就在于唐人写诗,类同后人的日记,是日常生活的诗歌呈现。看看诗题《送杜少府之任蜀川》《过故人庄》《登鹳雀楼》《早发白帝城》《北征》《泊秦淮》,就知道诗人登某楼,渡某江,去何乡,往某州。这在唐前不多,而唐代则十分普通了。记事写景中,少不了言志抒情。杜甫感叹“遣兴莫过诗”,道出的是古代诗人的日常生活状态和写作常态。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主要通过诗歌得以表现,是后世读者进入他们内心世界的最可靠的途径。这些诗篇是国人耳熟能详的:《静夜思》《梦游天姥吟留别》《行路难》《春望》《旅夜书怀》《秋词》《金陵怀古》……都不外纪事加遣兴,综合而成其自传性特质,成为研究诗人思想的重要资料。
    以诗代简,是唐诗的另一重要功能。唐人科考,宦游,从军,常年奔走在外,与家人和朋友的联系,只有鸿雁传书。唐代的书简中不乏散文名篇,但更多的时候是以诗代简,用以表达亲情友谊和展示才华。诗简的量和质都大大超过文。唐诗中题为“寄某某”“呈某某”的,多是以诗代简之作。高适《人日寄杜二拾遗》、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无一不是深情之作。杜甫《又呈吴郎》是亲戚间的通信,但话题却是如何帮助“堂前扑枣”之“无食无儿一妇人”,流露出深厚的民胞物与情怀。诗简写给家人的会更多一些温情,李商隐的《夜雨寄北》,就是以诗代简抒写恩爱夫妻相思之情的千古绝唱。
    社交应酬,是作为社会的人尤其是文人官员的必须。唐诗的社交应酬功能在唐代日常生活中广泛存在,且因时因地因人而形式多样。官场上的才能展示,朋友间的送往迎来,复杂政治中的巧妙应对,科举场中的自我推销,把诗歌的社交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社交中最隆重的场合,无过于君臣唱和。唐朝帝王时有雅兴,或朝堂御制,或赐宴赋得,百官就得唱和。“奉和圣制”这类诗作,凡朝廷近臣,差不多都有写作。贺知章现存作品二十余首,奉和圣制之作几近一半。其名篇《回乡偶书》妇孺皆知。而与诗相关的,是他告老还乡前的盛大欢送仪式上,玄宗制诗相赠,太子李亨率百官送行,如此规格,众人岂能不赋诗相送?这或许创下了中国历史上送别赋诗的纪录。
    更有皇帝兴起,不仅要百官赋诗,还要现场一决高下,筐篚示恩。“武后游洛南龙门,诏从臣赋诗,左史东方虬诗先成,后赐锦袍,之问俄顷献,后览之嗟赏,更夺袍以赐。”(《新唐书》卷二百二)皇帝有诏,不能交白卷。这类“奉旨填词”,往往因为时空和限题等因素形成的特殊语境,少有佳作,但这又是作者洋溢才华机智和表现文思敏捷的好机会。唐代对文人和官员的基本写作要求,就是能即席赋诗。或许,送行必有诗,聪明人事先可打好腹稿。但如太子李亨要临时确定某题某韵,就难捉刀代笔。写不好便是水平问题,水平太低,高下立现。不写,更无理由,这等于直接宣布自己无文化。在唐朝,官员无文化并不能引以为自豪。
    诗人的应酬更是离不了诗。文人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不同,在于文化活动的日常化。在唐代,唱和为诗人的日常生活。笔者粗略统计,杜甫1400余首诗中,赠、酬、和、答、寄、呈、送、别、简以及陪人游、宴、题诗的作品超过500首。李白900余首诗中,同类作品过半(470余首)。沈佺期存诗160首,同类作品80余首。孟郊400余首诗中,同类作品210首。韩愈410余首诗,同类作品过半。这说明,文人的日常生活中,具有应酬功能的诗歌写作,是不可或缺的。没有诗歌应酬,很难想象唐诗的丰富性,更难想象众多流芳百世嘉惠万代的诗篇问世。
    在一些特殊社交场合,诗歌还可发挥其独特的功能,委婉地表达坚定,艺术地展示拒绝。张籍的《节妇吟》,就通过比兴双关的艺术手法,将一桩涉及政治选边的麻烦事轻松化解。不了解背景的读者,可视此诗为情诗:一个已婚女子婉拒“君知妾有夫”的“痴情者”的“忠贞不二”的故事。作者用“一女不嫁二夫”婚恋观于表层意义与隐含意义的分合自如——合则双美,分亦无伤,来含蓄、坚定地表达“一臣不事二主”的政治态度,避免直接拒绝惹恼权贵,从而化解一场“危机”。这将复杂的政治斗争艺术化,在表达拒绝的时候,还能维护着双方的面子和尊严,应是诗歌发挥其特殊功能所能达到的至高境界吧。
    唐诗成熟的标志有很多要素和节点,或许,人们熟练地玩写诗游戏,是标志性事件。风行于唐代的联句诗,是典型的文字游戏,最能说明唐诗在日常生活中具备的游戏娱乐功能。
    《全唐诗》第788卷至794卷收的全是联句诗。李白、杜甫、颜真卿、顾况、皎然、陆羽、刘禹锡、白居易、张籍、李绅、韩愈、孟郊、杜牧、段成式、陆龟蒙、皮日休等许多诗人都有联句之作。颜真卿《登岘山观李左相石尊联句》有皎然、陆羽等28人参加,每人二句,写成一首五言五十六韵排律,是作者最多的一首联句。篇幅最长的则是韩愈与孟郊的《城南联句》,长达154韵,308句,1540字。《城南联句》不仅篇制宏大,在联句的接法上也更新颖出奇。此前的联句,或一人一句二句,或四句,每人在自己的空间里总可尽量表达一种较完整的意思。而《城南联句》是孟郊先作第一句,韩愈作第二、三句,孟郊再作四、五句。韩愈最后结句只写一个单句。诗人不能在两句之间形成对偶,而必须是跨句对,即先去适应他人写的上句(出句),根据其意思完成一个对偶句的下句(对句),使之句意完整,再写出下一个对偶句的出句,让对方来完成对句。在挑战——应战后立即向对方挑战,其难度大大超过了一般的联句,对作者的才华、功力都是一种考验,颇有围棋之风。
    快乐原则应是文字游戏联句诗的创作目的。这类写作,其愉快显然在过程本身,虽然竞赛的意味明显,但总体还是闲适心境的表现。有意思的是,联句出自众人之手,但并不是集体创作。联句的每一句都必须标明作者,不是展示团体的智慧,而是要表现个体的才华;不是文责自负,而是文才比高。其让后人叹为观止的写作实践,表现了唐代诗人逞才式的娱乐方式,也意味着文人把诗体的表现力,开掘到了极致。
    唐诗的娱乐功能,还与唐诗在当时发达的音乐中过渡性地充当入乐演唱的歌词有关。词在早期,作为诗余,不是文人着力创作的文体。能入乐演唱的歌词,在当时是稀有资源。人们只好直接在绝句里选用或在长诗中截取几句作为歌词。谁的绝句或诗句被选取或改编传唱,意味着其作品流播四方,声名广远。“旗亭画壁”故事,为人们津津乐道,原因就在于此。被入选的诗,快乐了听众,也让作者成就感满满。有意思的是,李白的《清平调》《将进酒》、李贺的《苦昼短》等若干唐诗在当下被重新编曲或改编入乐,在千年后的日常生活中继续发挥着娱乐功能。
    唐诗在日常生活中的多种功能,为唐诗的发展繁荣作出了贡献。想想后世,除非是政治的特殊需要,某种文艺样式可以全面介入人们的生活,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唐诗在日常生活中的多种功能的发挥,却是一种自觉选择和诗意的选择。这是诗歌在一个时代的殊遇,由此造就一个诗歌的黄金时代。
    唐诗让后世的读者感到亲切,正在于其作品诗意地全方位和多功能地表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让后世的人们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能时时体味感受其审美体验,在感叹其奇思妙想优美雅致的同时,也对当下的生活增加了热爱和珍惜。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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