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惠施，（约前３７０～约前３１０），宋国人。战国时哲学家、名家“合同异”派代表人物。藏书家。据传曾任魏相十余年，主张联合齐、楚，停止战争。以善辩有名，与庄周友善，过从甚密。在哲学上，认为一切事物的差别对立，都是相对而言的，具有相互的辩证思想。《庄子.艺文志》著录《惠子》一篇，已佚。其言行散见于《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诸书中。、 惠施曾在魏国为相达15年之久。据《庄子.秋水》记载：惠施做了魏国的宰相，庄子要去看他，有人便对惠施说：“庄子这次来是想夺你宰相之位。”惠施听了很害怕，于是就在国内搜寻庄子，长达3昼夜。庄子闻讯后，主动去见惠施说：“你知道南方有一种叫凤凰的鸟吗?它从南海飞往北海，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非甘泉不饮。一只猫头鹰拾到了一只腐朽的死老鼠，便仰起头来大喝道，不准抢我的死老鼠。你以为我来魏国是来夺你的相位吗?”惠施听了羞愧难当，无地自容。 惠施为相时，曾帮魏惠王立过新法，法令公布后，百姓都说法令好。献给惠王，惠王也认为很好。拿给翟翦看，翟翦亦认为很好。惠王问：“可以实行吗?”翟翦说：“不可以。”惠王说：“既然好，为何不能实行呢?”翟翦说：“如今抬木头的，前边喊着号子，后边走的响应着，这号子对抬木头人来说是好的。虽然有郑国、卫国那样悦耳的音乐可唱，然而却不如这号子更适合抬木头的人。所以治理国家也像抬木头一样，需要有适合的法令。”从此，不难看出，惠施所制定的法令，虽然很好，但脱离魏国的实际，所以，未能够在魏国实行。 惠施主张联合齐楚，停止战争，并随同魏惠王见齐威王，使魏齐互尊为王。在当时的名辩思潮中，他和公孙龙分别代表名家的两个基本派别：一个倾向于合万物之异，即“合同异”；一个倾向于离万物之同，即“离坚白”。惠施的“合同异”命题，有“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谓之大同异”；“天与地卑，山与泽平”，“物方生方死”，“南方无穷而有穷”等。认为一切事物的差别、对立都是相对的，归根到“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的思想。他在“遍为万物说”的论证中，大量揭露事物的矛盾统一，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但由于过分夸大了事物相对的同一性的一面，而忽视了事物的相对稳定性和本质差别，结果导致相对主义的诡辩。 惠施在政治上无所作为，但在当时思想界却是一位博学善辩的大学者。庄子曾将他与儒家、墨家、杨朱、公孙龙并提，可见他在当时思想界影响之大。庄子在《天下》篇说：“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可见著作之多。但其著作已散失，《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惠子》一篇，亦佚。其言行片断散见于《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 庄子与惠施 庄子有着旷达的心境，视富贵荣华有如敝屣。其高超之生活情趣，自然超离人群与社群。无怪乎在他眼中，“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天下》）既然这样，就只好“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了。像庄子这样绝顶聪明的人，要想找到一两个知己，确是不容易。平常能够谈得来的朋友，除了惠子之外，恐怕不会再有其他的人了。他们都好辩论，辩才犀利无比；他们亦很博学，对于探讨知识有浓厚的热诚。 惠子喜欢倚在树底下高谈阔论，疲倦的时候，就据琴而卧（“倚树而吟，据槁梧而暝”），这种态度庄子是看不惯的，但他也常被惠子拉去梧桐树下谈谈学问（“惠子之据梧也……”），或往田野上散步。一个历史上最有名的辩论，便是在他们散步时引起的： 庄子和惠子在濠水的桥上游玩。 庄子说：“小白鱼悠闲地游出来，这是鱼的快乐啊！” 惠子问：“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是快乐的？” 庄子回说：“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晓得鱼的快乐。” 惠子辩说：“我不是你，固然不知道你；准此而推，你既然不是鱼，那么，你不知道鱼的快乐，是很明显的了。” 庄子回说：“请把话题从头说起吧！你说：‘你怎么知道鱼是快乐的’云云，就是你知道了我的意思而问我，那么我在濠水的桥上也就能知道鱼的快乐了。”（《秋水》） 庄子对于外界的认识，常带着观赏的态度。他往往将主观的情意发挥到外物上，而产生移情同感的作用。惠子则不同，他只站在分析的立场，来分析事理意义下的实在性。因此，他会很自然地怀疑到庄子的所谓“真”。 庄子与惠子的辩论，如果从“认知活动”方面来看，两人的论说从未碰头；如果从观赏一件事物的美、悦、情这方面来看，则两人所说的也不相干。而只在不同的立场与境界上，一个有所断言（“知道鱼是快乐的”），一个有所怀疑，（“你既然不是鱼，那么你不知道鱼的快乐，是很显然的！”）他们在认知的态度上，便有显著的不同；庄子偏于美学上的观赏，惠子着重知识论的判断。这不同的认知态度，是由于他们性格上的相异；庄子具有艺术家的风貌，惠子则带有逻辑家的个性。 庄子与惠子，由于性格的差异导致了不同的基本立场，进而导致两种对立的思路──一个超然物外，但又返回事物本身来观赏其美；一个走向独我论，即每个人无论如何不会知道第三者的心灵状态。 庄子与惠子由于基本观点的差异，在讨论问题时，便经常互相抬杠，而挨捧子的，好像总是惠子。在《逍遥游》上，庄子笑惠子“拙于用大”；在《齐物论》上，批评他说：“并不是别人非明白不可的，而要强加于人，所以惠子就终身偏蔽于‘坚白论’”（“非所以明而明之，故以坚白之昧终”）；《德充符》上也说惠子：“你劳费精力……自鸣得意于坚白之论。”这些批评，庄子都是站在自己的哲学观点上，而他最大的用意，则在于借惠子来抒发己意。 另外《秋水》篇记载：惠子在梁国做宰相时，庄子去看他，谣言说庄子是来代替惠子的相位。惠子心里着慌，便派人在国内搜索了庄子三天三夜。后来庄子去见惠子，对他讲了一个寓言，把他的相位比喻猫头鹰得着臭老鼠而自以为美。这故事恐怕是他的学生假托的，不过庄子与惠子，在现实生活上确实有很大的距离；惠子处于统治阶层，免不了会染上官僚的气息，这对于“不为轩冕肆志，不为穷约趋俗”的庄子，当然是很鄙视的。据说惠子路过孟诸，身后从车百乘，声势煊赫，庄子见了，连自己所钓到的鱼也嫌多而抛回水里去。（《淮南子.齐俗训》） 他们两人，在现实生活上固然有距离，在学术观念上也相对立，但在情谊上，惠子确是庄子生平惟一的契友。这从惠子死后，庄子的一节纪念词上可以看出： 庄子送葬，经过惠子的坟墓，回头对跟随他的人说：“楚国郢人捏白士，鼻尖上溅到一滴如蝇翼般大的污泥，他请匠石替他削掉。匠石挥动斧头，呼呼作响，随手劈下去，把那小滴的泥点完全削除，而鼻子没有受到丝毫损伤，郢人站着面不改色。宋元君听说这件事，把匠石找来说：‘替我试试看。’匠石说：‘我以前能削，但是我的对手早已经死了！’自从先生去世，我没有对手了，我没有谈论的对象了！”（《徐无鬼》） 惠子死后，庄子再也找不到可以对谈的人了。在这短短的寓言中，流露出纯厚真挚之情。能设出这个妙趣的寓言，来譬喻他和死者的友谊，如此神来之笔，非庄子莫能为之。（陈鼓应） 惠施的相对论 惠施，公孙龙代表名家中的两种趋向，一种是强调实的相对性，另一种是强调名的绝对性。这种区别，在着手从名实关系中分析名的时候，就变得明显了。我们来看一句简单的话：“这是桌子”，其中的“这”指具体的实物，它是可变的，有生有灭的。可是“桌子”在这句话里指一个抽象范畴，即名称，它是不变的，永远是它那个样子。“名”是绝对的，“实”是相对的。例如“美”是绝对美的名，而“美的事物”只能是相对美。惠施强调实际事物是可变的、相对的这个事实，公孙龙则强调名是不变的、绝对的这个事实。 惠施的著作不幸失传，《庄子.天下》篇保存有惠施的“十事”，我们所知道的惠施思想，仅只是从此“十事”推演出来的。即：①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②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③天与地卑，山与泽平。④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⑤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⑥南方无穷而有穷。⑦今日适越而昔来。⑧连环可解也。⑨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⑩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学者大多认为其中①③⑤⑩等命题表达了惠施“合同异”的思想，②④⑥⑦⑧⑨等命题指出了事物的相对性。惠施注意到事物的联系与发展及其辩证性质，对古代逻辑思想的发展有一定贡献，但也具有相对主义的局限。 第一事是：“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这两句话都是现在所谓的“分析命题”。它们对于实，都无所肯定，因为它们对于实际世界中什么东西最大，什么东西最小，都无所肯定。它们只涉及抽象概念，就是名：“至大”、“至小”。为了充分理解这两个命题，有必要拿它们与《庄子.秋水》篇的一个故事作比较。从这种比较中明显看出，惠施与庄子在某一方面有许多共同的东西。 这个故事说，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河水很大，河伯(即河神)欣然自喜，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他在那里遇见了北海若(即海神)，才第一次认识到，他的河虽然大，可是比起海来，实在太小了。他以极其赞叹羡慕的心情同北海若谈话，可是北海若对他说，他北海若本身在天地之间，真不过是太仓中的一粒秭米。所以只能说他是“小”，不能说他是“大”。说到这里，河伯问北海若说：“然则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说：否。……计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时，不若未生之时。以其至小，求穷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乱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观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细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穷至大之域？”他接着下定义，说最小“无形”，最大“不可围”。至大、至小的这种定义与惠施所下的很相似。 说天地是最大的东西，说毫末是最小的东西，就是对于“实”有所肯定。它对于“名”无所分析。这两句都是现在所谓的“综合命题”，都可以是假命题。它们都在经验中有其基础；因此它们的真理只能是或然的，不能是必然的。在经验中，大东西、小东西都相对地大、相对地小。再引《庄子》的话说；“因而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同上) 我们不可能通过实际经验来决定什么是最大的、什么是最小的实际事物。但是我们能够独立于经验，即离开经验，说：它外面再没有东西了，就是最大的(“至大无外”)；它内面再没有东西了，就是最小的(“至小无内”)。“至大”与“至小”。像这样下定义，就都是绝对的、不变的概念，像这样再分析“大一”、“小一”这些名，惠施就得到了什么是绝对的、不变的概念。从这个概念的观点看、他看出实际的具体事物的性质、差别都是相对的、可变的。 一旦理解了惠施的这种立场，我们就可以看出，《庄子》中所说的惠施十事、虽然向来认为是悖论，其实一点也不是悖论。除开第一事以外。它们都是以例表明事物的相对性，所说的可以叫做相对论。我们且来一事一事地研究。“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这是说，大、小之为大、小，只是相对地。没有厚度的东西，不可能成为厚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它可以叫做小。可是，几何学中理想的“面”，虽然无厚，却同时可以很长很宽。在这个意义上，它可以叫做大。“天与地卑，山与泽平”。这也是说，高低之为高低，只是相对地。“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这是说，实际世界中一世事物都是可变的，都是在变的。“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我们说，所有人都是动物。这时候我们就认识到：人都是人，所以所有人都相同；他们都是动物，所以所有人也都相同。但是。他们作为人的相同，大于他们作为动物的相同。因为是人意味着是动物，而是动物不一定意味着是人，还有其他各种动物，它们都与人相异。所以惠施所谓的“小同大异”，正是这种同和异。但是，我们若以“万有”为一个普遍的类，就由此认识到万物都相同，因为它们都是“万有”。但是，我们若把每物当作一个个体，我们又由此认识到每个个体都有其自己的个性，因而与他物相异。这种同和异，正是惠施所谓的“大同异”。这样，由于我们既可以说万物彼此相同，又可以说万物被此相异，就表明它们的同和异都是相对的。名家的这个辩论在中国古代很著名，被称为“合同异之辩”。“南方无穷而有穷”。“南方无穷”是当时的人常说的话。在当时，南方几乎无人了解，很像两百年前美国的西部。当时的中国人觉得，南方不像东方以海为限，也不像北方、西方以荒漠流沙为限。惠施这句话，很可能仅只是表现他过人的地理知识，就是说，南方最终也是以海为限。但是更可能是意味着：有穷与无穷也都是相对的。“今日话越而昔来”。这句是说，“今”与“昔”是相对的名词。今日的昨日，是昨日的今日；今日的今日、是明日的昨日。今昔的相对性就在这里。“连环可解也”。连环是不可解的，但是当它毁坏的时候，自然就解了。从另一个观点看，毁坏也可以是建设。例如做一张木桌，从木料的观点看是毁坏，从桌子的观点看是建设。由于毁坏与建设是相对的，所以用不着人毁坏连环，而“连环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当时的各国，燕在最北，越在最南。当时的中国人以为中国就是天下，即世界。所以常识的说法应当是，天下之中央在燕之南、越之北。惠施的这种相反的说法，公元三世纪的司马彪注释得很好，他说：“天下无方，故所在为中；循环无端，故所在为始也。”“把爱万物、天地一体也”。以上各命题，都是说万物是相对的，不断变化的。万物之间没有绝对的不同，绝对的界线。每个事物总是正在变成别的事物。所以得出逻辑的结论：万物一体，因而应当泛爱万物，不加区别。《庄子》中也说：“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德充符》) 我们对于惠施至少可得出下述数点初步的认识： 第一，先秦诸子，在他们的生前多未能行其道，而为空言垂世的思想家：而惠施不同，一方面是自成宗派的学者，另一方面又是当时最活?的政治活动人物。我们都知道，战国时代最有权威的政客首推公孙衍（犀首）和张仪，孟子书中曾说他们“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但是，很少有人注意惠施是张仪的最大政敌，是所谓“合糊政策”的实陈组织者。他在魏国掌握政权前后达十五六年之久，其政治地位之高，且驾乎佩五国相印的公孙衍之上（参照战国策魏策及吕氏春秋开春篇）。我们研究惠施所代表的学派的逻辑思想，首先即应把握这一重要的特征。 第二，关于惠施的身世，我们还不能明确。但是在战国年代，他是从所谓“治人者”立场出发，致力于“合纵”运动以抵制秦之统一，则似无可疑。吕氏春秋不屈篇下列一段记载，最足表明此义： “匡章谓惠子于魏王之前曰：‘蝗螟农夫得而杀之，奚故？为其害稼也。今公行，多者数百乘，步者数百人；少者数十乘，步者数十人：此无耕而食者，其害稼亦甚矣！’魏王曰：‘惠子施也，难以辞与公应。虽然，请言其志！’（此段疑有夺字）惠子曰：‘今之城者，或者操大筑乎城上，或负畚而赴乎城下，或操表掇以善希望：若施者，其操表掇者也。使女工化而为丝不能治丝，使大匠化而为木不能治木，使圣人化而为农夫不能治农夫：施而治农夫者也，公何事比施于?蝗乎？’” 惠施此论，与孟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之说甚为近似；而与墨子学派的社会学说及其政治理论则极端相反。这同样是我们研究此派逻辑思想所应缜密注意之点。 第三，战国时代的学风，自墨子以后，即具有由好尚争辩而转化为诡辩主义倾向的趋势。此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折点，似以惠施为开创人。庄子天下篇说： “惠施多方，其书五车（郭沫若释为“龉龃”），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惠施以此（即历物十事）为大观于天下而晓辩者，天下之辩者相与乐之。……辩者以此（即离坚白学派十三论题）与惠施相应，终身无穷。……惠施日以其知与人之辩，特与天下之辩者为怪，此其柢也。然惠施之口谈，自以为最贤，曰：天地其壮乎，施存雄而无术。南方有倚人焉，曰黄缭，问天地所以不堕不陷，风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辞而应，不虑而对，?为万物说。说而不休，多而无已，犹以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为实，而欲以胜人为名，是以与众不适也。” 从上面的话看来，可证惠施为诡辩主义的有力开创者。的确，以惠施在当时的政治地位及其“治农夫者”的有闲情趣，再附以善辩的技能与好辩的习惯，其得以开创一种适应于自己的学风，也是在势理上说得过去的。我们把握惠施在诡辩主义发展上的开创作用，这也是非常重要之一点。 第四，惠施在当时学人中，是“以善辩为名”（庄子天下篇）。其所以能以善辩名家，则因其“多方”，而所谓“多方”，实兼涵“博学”、“善譬”二义。关于惠施的“博学”，如历物十事及“辩者二十一事”中“属于合同异组”（见前节）的诸论题，即可以表示出惠施所具的自然科学的知识，实在相当丰富。庄子天下篇关于惠施，一则说“强于物”，再则说“散于万物而不厌”，三则说“逐万物而不反”，也可证知惠施的研究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极大的兴趣。关于惠施的“善譬”，兹取二例如下： “匡章谓惠子曰：‘公之学去尊，今又王齐王，何其到（倒）也？’惠子曰：‘今有人于此，欲必击其爱子之头，石可以代之。’匡章曰：‘公取之代乎？其不与？’（惠子曰：）‘施取代之。子头所重也，石所轻也，击其所轻以免其所重，贵不可哉？’匡章曰：‘齐王之所以用兵而不休，攻击人而不止者，其故何也？’惠子曰：‘大者可以王，其次可以霸也。今可以王齐王而寿黔首之命，免民之死，是以石代爱子头也，何为不为？’”（吕氏春秋爱类篇） “客谓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无譬，则不能言矣。’王曰：‘诺。’明日见，谓惠子曰：‘愿先生言事，则直言耳，无譬也。’惠子曰：‘今有不知弹者曰：“弹之状何若？”若应曰：“弹之状如弹”，则喻乎？’王曰：‘未喻也。’‘于是更应曰：“弹之状如弓而以竹为弦”，则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说者，固以其所知喻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无譬，则不可矣。’王曰：‘善。’”（说苑善说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