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管子》是中国古代的一部综合巨帙，也是中国文化宝库中的一朵奇葩，素有"论高文奇"之赞。 《管子》是依托管仲之名而成书的。管仲(约前725-前645)，名夷吾，字仲，颖上(今安徽颍上县)人。自公元前685年至公元前645年。管仲相齐达40年。他任相期间，在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领域都有重要的改革和建树，并辅佐齐恒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因此说，管仲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经济家、军事家，也是一位卓越的改革家。由于他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所以后人依托管仲之名而成《管子》之书，也就并非偶然。 现行《管子》一书为汉朝刘向编定。在刘向校书之前，流行《管子》版本有多种，共计564篇，刘向校除其中重复者484篇，定著86篇，今亡10篇，存76篇。关于《管子》书的作者及成书年代问题，学术界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综合起来大致有四种意见。第一种是杂烩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以梁启超、罗根泽、郭沫若、冯友兰为代表;第二种是管子学派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以张岱年、任继愈、余敦康为代表;第三种是追述管仲言行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以赵守正为代表;第四种是部分遗著说，持这种主张的有关锋、林聿时、乔长路等。 我们认为《管子》与管仲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其联系之处在于《管子》书的确记述了管仲的思想和言行；其区别之处在于这些记述并非出于管仲一人之手，可能是那些齐国推崇管仲的"稷下先生"所作。至于《管子》的成书年代，我们认为它成于战国至秦汉时代。汉朝刘向校定之后，又经过后人的多次改编、加工、整理，致使《管子》成了一部驳杂难辨的典籍。 《管子》作为中国古代的一部综合巨帙，历代学者都很重视对它进行考定、校正及诠释等工作，唐、明、清三代尤甚。近现代学者在《管子》的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更大，著述颇丰。所有这些都为我们研究《管子》及其教育思想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作为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管子》书中蕴含着丰富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哲学、社会及自然科学方面的思想内容。作为教育著作而论，其内容丰富多彩，而且独具特色。 (一)论教育的地位和作用 1.《管子》认为国家的治乱兴废在很大程度上是教育、教化进行的好与坏的结果。《牧民》篇说："四维(注：礼、义、廉、耻)不张，国乃灭亡。"强调了"礼"、"义"、"廉"、"耻"的教育问题对国家政治统治的重要性，并极力劝导统治者予以高度重视。唯其如此，才能确保国家长治久安。同时，它也承认政治对教育有着制约作用。 2.教育是实现富国强兵的重要途径。《牧民》篇认为经济是礼义教化的物质基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经济发展了，人民的文明程度才会提高。同时认为教育对经济发展也有巨大的促进作用。据此，它提出了四民分业的社会职业教育思想。 3.教育对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有着重大作用。《版法》篇认为："必先顺教，万民乡风。"只有先对百姓施以礼义廉耻等道德规范教育，他们才会趋向好的风化。通过教育和训诲，社会上的"邪行"和"淫事"就会大大减少，社会风气也会好转。为此，《管子》主张由"乡师"主管教育，由"民啬夫"向人民具体实施教育内容。这反映了在私学产生以前的学在官府，政教合一，教师由国家的一些官员担任的时代特征，同时也说明通过基层组织和地方官吏对人民群众实施教育的传统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由来久远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