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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尊德义》上承孔子而下启《孟子》 此篇曰：“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智（知）之。民可道也，而不可强也。”这明显是对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见《论语·泰伯》）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此篇又曰：“凡动民，必训（顺）民心。”这乃是《孟子·离娄上》“得其心斯得民矣”的先声。《孟子》中进一步发展为“保民而王”（见《梁惠王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见《尽心下》）的民本思想。 此篇竹书上承孔子，下启《孟子》，既言“知己”、“知人”、“知命”、“知道”、“知行”，又言“仁义”、“忠信”。从提法上“仁义”与“忠信”并列来看，似应早于认为“忠信”即“仁义”的《忠信之道》，盖亦子思后学所作。 11、《性自命出》与《中庸》、《孟子》、《荀子》 此篇曰：“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司（始）于青（情），青（情）生于性。”这是对子思《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的发挥。此篇又曰：“未教而民恒，性善也。”这在《孟子》中发展为“人性本善”的性善论，后荀子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性恶论。 此篇中“青（情）出于性”的观点，被荀况作了充分发展。《荀子·正名》曰：“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又曰：“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 此篇竹书云：“不以其青（情），唯（虽）难不贵。”在《荀子·不苟》中得到充分发挥，形成了“君子行不贵苟难，说不贵苟察，名不贵苟传，唯其当之为贵”的观点。稷下思孟学派的这篇作品，在“性情说”方面起着重要的承前启后的作用。 12、《六德》与几篇竹书的关系 此篇以“圣智”、“仁义”、“忠信”为“六德”，又对“六位”、“六职”作了解说。“六位”又见于《君子之于教》篇，似乃引用此篇中的现成名词。此篇以“仁义”与“忠信”并列，当早于认为“忠信” 即“仁义”的《忠信之道》篇。此篇的“六德”和“六位”，《孟子》概括为“仁义礼智”，而《五行》中则概括为“仁义礼智圣”；用“仁义”代替“忠信”，以“礼”代替“六位”。此篇有“圣智”，《尊德义》可能更早一些，其中只有“仁”、“义”、“忠”、“信”，而无“圣智”。 从以上几篇的概念发展情况来看，其写作顺序似当作如下排列：《尊德义》、《六德》、《君子之于教》、《忠信之道》、《五行》。而《大一生水》、《性自命出》、《穷达以时》、《唐虞之道》四篇可能又迟一些，更明显地带有齐国稷下的思想烙印。 13、《语丛》四篇似乃子思后学与稷下思孟学派的语录体学习心得笔记 此四篇语录体心得笔记中，多处因为由不理解内容的抄手传抄而导致严重错乱，亟待作进一步整理。不过，仍可清楚地看出其内容主要是对思孟学派基本常识、思想观点的记述和概括。如《语丛一》曰：“《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这便是对《周易》和《易传》的概括。又曰： “《诗》，所以会古含（今）之恃（当通‘志’；今文《尚书·尧典》云‘诗言志’）也者。《春秋》，所以会古含（今）之事也。”亦是对儒家经典基本常识的介绍。《语丛二》云“情生于性，礼生于情”，《语丛三》云“义，膳（善）之方也”，则是对思孟学派基本观点的阐释。 子思与墨翟同学于鲁，子思学派与墨家思想亦多有相通之处。《语丛四》曰：“窃钩者诛，窃邦者为者（诸）侯；者（诸）侯之门，义士所存。” 而《墨子·鲁问》曰：“今有人于此，窃一犬一彘，则谓之不仁；窃一国一都，则以为义。”二者思想观点很相近。这种思想产生于战国早期，乃在田齐取代姜齐之前。其流行客观上对田齐政权不利，这也许是致使《语丛》简册内容如此混乱的一个政治原因。而《庄子·胠箧》的作者，很可能就学过《语丛》这类教材，所云“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明显受其影响。 荀况看来也学过这类教材，并且深受其影响。《语丛四》曰：“口不誓（慎）而（当释为‘你的’）户之闭，亞（恶）言复（覆）己而死无日。”意思是说，不谨慎地把好你的嘴巴这扇门，恶言将使你自己倾覆，你的死期就为时不远了。《荀子·劝学》曰：“故言有召祸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在《语丛》的基础上又有了一些发展。 《语丛》这种语录笔记可以用来作启蒙教材。由于竹书各篇大多数（亦可能全部）是用作教材的节选本，故均无标题。不难看出，从《语丛》开始，到《老子》为止，乃一套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教材。其中大致包括：儒家经典基本知识，子思学派和稷下思孟学派基本观点，性情论，社会伦理道德，政治哲学和形上学宇宙论等。 屈原从齐国稷下引进这套教材，实际上是试图引进稷下思孟学派的一套思想理论，并在楚国加以运用。结果没有成功，于是这套教材便成了他的陪葬品。 14、郭店竹书与《子思子》关系的推测 《汉书·艺文志》“儒家”著录“《子思》二十三篇”，《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作“《子思子》七卷”，《旧唐书·经籍志》作“八卷”。此书亡于南宋，其时已有辑本。 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云：“《子思子》七卷，鲁孔伋子思撰。载孟轲问：‘牧民之道何先？’子思子曰：‘ 先利之。’孟轲曰：‘君子之教民者，亦仁义而已，何必曰利？’子思曰：‘仁义者，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则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乐为诈，此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温公采之，著于《通鉴》。”“义”、“利”合一的观点，虽符合子思学派思想特点，但子思与孟轲时代不相接，故此纯属寓言。竹书中没有这段内容。《艺文类聚》卷六十九引《子思》曰：“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纣不降席而天下乱也。”竹书中亦未见此语。当然，也可能是竹简遗失或教材中本来就没有选入。但据《郡斋读书志》所引子思、孟轲对话的寓言，显然《子思子》应在孟轲以后编撰成书。 先秦典籍中未见提到《子思子》，《史记·孔子世家》亦只云“子思作《中庸》”，故其由稷下思孟学派编定的可能性不大。齐湣王时乐毅破齐，稷下学者离散；齐襄王恢复稷下学宫，荀况三为祭酒，思孟学派业已消沉（后为黄老学派所取代），故思孟学派文献多亡佚散失。屈原使齐，从稷下得到竹书的前311年，《子思子》是否已经成书，确实还大有疑问，看来当时还没有后来为《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子思》二十三篇”这部书。《子思》这部书很可能像《孙卿书》（《荀子》）那样，经过长时间单篇流传，至西汉刘向才编定成书；但由于缺乏有关材料，尚无法定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