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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关于环境保护和法律保障思想 儒家对于环境的重视具有创新思维，也是对天人合一思想的深化和把握，《孔子家语?刑政》中就提出急用、四诛、十四禁等法律法规，明确对不正当竞争、商业欺诈、破坏环境、制造淫秽物品等进行治罪，实行疑罪从无的执法理念。《孟子》对自然环境和社会政治环境和犯罪的关系作出了比较详细的分析。《孟子》卷六说： 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坏宫室以为污池，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说暴行又作，园囿污池，沛泽多而禽兽至，及纣之身，天下又大乱。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书曰：‘丕显哉，文王谟，丕承哉，武王烈，佑启我后人，咸以正无缺。’”[1(271-272)] 重视生存环境，享用生存空间，与民同乐是孟子的主要法制思想，他曾经比较过西周和齐国，从而提出了这样的主张。《孟子》卷二说： 齐宣王问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犹以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犹以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于境，问国之大禁，然后敢入。臣闻郊关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则是方四十里，为阱于国中。民以为大，不亦宜乎？”[1(214)] 应该说孟子的这些主张具有高瞻远瞩的特点，至今仍有积极意义，仍然能引起我们的思考。 七、顺应历史规律发展的法治思想 战国时代的阴阳术的兴起，加深了上帝及其泛神的作用影响。西周文王、武王立国的时候宣称天命靡常，周人有德，因此天命在周，这种思想孔子并不赞成，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提倡以人为本。孟子继承了这一思想，并有所发展。孟子认为能够代表广大人民利益和社会发展的就是天意，这样的诠释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孟子》卷九说： 曰：“敢问荐之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与之，人与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舜相尧二十有八载，非人之所能为也，天也。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而居尧之宫，逼尧之子，是篡也，非天与也。太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 万章问曰：“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有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昔者舜荐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天下之民从之，若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尧，禹之相舜也，历年多，施泽于民久。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益之相禹也，历年少，施泽于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远，其子之贤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荐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继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废，必若桀纣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伊尹相汤以王于天下。汤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太甲悔过，自怨自艾，于桐处仁迁义；三年，以听伊尹之训己也，复归于亳。周公之不有天下，犹益之于夏，伊尹之于殷也。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1(308)] 对于尧舜禹的禅让史书常有微词，而根据古本《竹书纪年》，其实都是竞争为王，孟子当然知道这些，但他指出历史的选择就是天意，显然把阴阳术和神仙思想化解和利用到科学发展的道统上来了。并且他还具体到狱讼和典刑上，说明孟子对法制的决心和重视，通过仁政和法制来实现美好理想的社会其用心昭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