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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中国学研究 1、关于研究机构和研究队伍 印度的中国学研究始于上个世纪30年代末。1937年，泰戈尔在游历了中国和日本之后，于圣提尼克坦建立了中国宫(Cheena Bhavana)，并劝说谭云山加入，开辟印度的中国学研究。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人们感兴趣的领域主要是佛教、语言、艺术、文学和论文联盟www.LWlM.com中印之间的历史联系。后来，在阿帕多拉伊(Appadorai)教授的倡导下，印度国际研究学院于，1948年建立，其中设置了一个东亚分部。1958年，在德里大学的佛教研究系也开始开展对中国的研究。 1962年与中国的冲突是一个分水岭，它奠定了对中国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的基础，并促使政府部门开辟了一个专门的领域，主要关注外交政策和安全问题。学术机构包括德里大学的中国学研究中心和1964年成立的国际研究学院。中国学研究中心最初由谭中先生领导，1964年改为杜特(V.P.Dutt。后来，日本也成为研究对象，现在随着韩国研究的引入，它被重新命名为东亚研究系)。国际研究学院后来成为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的一部分。在为这些项目提供资金支持方面，福特基金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特别是通过提供奖学金，使学生可以在美国学习并利用其图书馆。在其他一些中心，如维什瓦伯哈拉蒂大学(Vishwabharati Universi—ty)和巴纳拉斯印度大学(Benaras Hindu University)，人们有可能从事关于中国学的博士研究工作。 整个60～80年代，由于两国的旅游被严格限制，因而学术交流或其他的交流几乎没有。学术交流仅开始于1978年，但一直到80年代末都被严格限制。 1991年，中国学研究所建立，形成了一个非正式讨论群体，该群体自50年代以来就在发挥作用，并出版了杂志《中国报道》(China Report)，这是印度国内关于中国的唯一一本刊物。中国学研究所把来自大学的教师、研究者、其他领域或职业中对中国具有特殊兴趣的人和外交官等等聚集在一起。中国学研究所定期举办讨论会和学术会议，完成研究项目，并与中国、俄罗斯和日本的机构进行学术交流。 从90年代开始，特别是由于经济关系的加强，对中国的兴趣快速增长。这种对经济的兴趣带来了访问、学术交往等交流活动的增多，赴中国学习的学生数量也在增加。许多研究机构都设置了一个面向中国的部门或正在建立这个部门。然而，经过培训的专家仍然短缺，满足这一需求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2、印度对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 简要地介绍一些曾经或正在从事中国学研究的学者，有助于说明中国学研究的发展和不断变化的兴趣点。 杜特是印度独立之后的首批学者之一。他去中国的时候还是一名学生，后来他在哈佛大学开始研究1911年的辛亥革命，并参加了印度国际研究学院。他创建了德里大学的中国和日本研究系。可能部分源于政府和知识界的关注，他的研究兴趣主要是外交政策和中印关系，撰写了关于中国政治和“文化大革命”的文章。他还接受关于现时政策的咨询，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研究兴趣。 谭中是谭云山先生的儿子，主要研究19世纪的中国历史和中印关系，包括佛教。他所关注的领域始终围绕着一个问题，那就是批评费正清学派对当代中国历史的解释，这些内容发表在杂志《中国与勇敢的新世界》(China and the Brave New World)上，后来又有散文集《海神与龙》出版，然后是关于中印历史关系的三卷本著作。 G.戴辛卡(Gin Deshingkar)起初运用汉语和满洲的档案文献研究了清王朝建立的早期阶段，但时代的要求使他成为一个国防、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海军方面的专家，并撰写了很多关于外交政策和安全的著作。白蜜雅(Mira Sinha Bhattacharjea)从事外交政策和中印关系的研究，并对毛泽东和甘地进行了比较研究。S.斯瓦密(Subramanium Swamy)是一位受过专业培训的经济学家，撰写了一些关于中国经济的文章，但在学术上经过起步阶段后又转向政治学研究。 第二代学者来自于这样一个背景，即人们对中国正在进行的政治和社会实验的兴趣日渐浓厚。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去往美国从事研究并返回德里大学教书的人当中，M.莫汉蒂(Manoranjan Mohanty)是一个代表。他最初在德里大学的中国和日本研究系工作，后调到政治学系。他关注的是人民运动和政治意识形态，并发表了一些关于印度和中国的文章。关于中国，他考察了中国革命及其对一系列出版物的影响(《革命暴力》(1977)、《毛泽东的政治哲学》(1978)、《关于中国革命》(1992)，以及与马戎(RongMa)、包瑞嘉(Rtch-hard Baum)、G.马修斯(George Matthews)共同编辑的《印度与中国的草根民主：参与的权利》。 在“文化大革命”的那些年，大学里的学者对中国的兴趣非常浓厚，许多人转向研究汉语和中国历史，但很少有人把它当作专门的职业。K.希(Kamal Shee)在贝拿勒斯印度大学教书，在美国从事研究。他的研究兴趣最初是知识分子历史，并出版了《农民社会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1989)一书。后来，他的研究范围扩大到中印之间的历史联系及其他领域。还有一些年轻的学者，他们正在考察长期被忽略的领域。例如，M.坦皮(Madhavi Thampi)研究了1800～1949年期间在中国的印度人，S.查克拉博蒂(SreematiChakrabarty)研究了毛泽东思想对印度的影响、知识分子与“文化大革命”，目前主要研究教育问题。S.萨克塞纳(Shahm Saxena)研究了印度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反应。其他一些年轻的学者还研究了社会学、性别、政治经济、外交政策及安全、中印关系等领域。 目前人们已经开始讨论是否需要加强研究者的汉语语言能力和方法论方面的问题。但是，由于缺乏与中国和中国学者的接触，使用原始资料的能力很受限制，研究工作所依赖的基本是英文资源。档案资料的缺乏也是限制研究活动的一个主要因素。此外，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大学里，即便努力与依据学科所设置的系融合，分界线依然存在，“区域研究”处于学科系的边缘。西方的学问，事实上大部分是英语继续在大学里占据支配地位。但是，对方法论问题的忽略是传播关于中国的兴趣的绊脚石。比如，“下属学派”(SubalternSchool)的工作似乎并没有对关于中国的研究产生太多的影响。 在社会科学领域，对中国的浓厚兴趣和感知始终存在，但是比较研究受到了限制。这种状况正在改变。在一些领域，如经济政策、管理与政治形势及实践论文联盟www.LWlM.com、知识分子运动、市民社会、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性别研究、环境、健康政策、电影研究、文学和大众文化，来自其他学科的专家也广泛地参与进来。这对于把中国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内在组成部分，而不是一个孤立的研究分支具有积极的作用。 在中国学研究中，对汉语的研究正在增多，需求也在上升。随着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能够到中国旅游和学习，研究领域也在发生变化。中国经济及其相关问题是人们感兴趣的主要领域，但仍有更多对特定区域(如云南、新疆)的教育、法律体系以及内部移民的研究。 此外，这里还应该提到那些在印度开始他们的中国学研究工作，后来去美国或其他地区从事研究和教学的人，如芝加哥大学的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杜克大学的穆素洁(Sucheta Mazumdar)。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