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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文萃》：您如何理解新主权观的战略设计与思路？ 王逸舟：基于新主权观，我们认识到当代主权的实现过程未必是一种“铁与血”的较量，更多是通过非武力的其他方式实现。这可能与我们处于全球化时代及核时代有关，大国之间的大规模战争不可想象，技术化、经济化、非政治、非传统的安全问题加速凸显，启发我们更多关注基于非武力手段的主权实现过程，从而形成一种“发展的主权观”。 仅仅承认主权的基石作用是不够的，必须看到，主权这个古老范畴正面临变化和挑战，必须顺應时代，拓展出新的内涵与解释。从国际关系角度看，国际法对于主权问题的既有解释过于保守，无法解说纷繁复杂和富于变化的国际形势。国际政治学者和经济学家则希望得到更加灵活的、富有弹性的解释，期待超越单纯法律概念的束缚，提出更有创意和操作性的思想。比如，为什么海关关税这种属于民族国家的传统主权权力，会逐渐让位于或受制于世界贸易组织及各种国际经济贸易组织要求开放的压力？为什么在许多时候和场合，跨国界跨区域的经济贸易及相应类型的合作，可以比个体国家间的合作、比国家内部各地区各省市之间的合作，更有成效和更快捷？当这类合作发展到足够大的时候，是否会使传统主权权利降低？ 还有一个趋势，关系到“新主权观”的战略设计。在主权与使用权、管辖权之间，人们比从前更加敏感于它们之间的功能区分，更加看重实际效果和收益，因而倾向于将主权作为一个立体的、可以分层的范畴，不再像从前那样视之为某种平面的、无法剥离的概念。虽然在实践中，主权和管辖权紧密相连，但两者并非总是相辅相成，它们有时会作为截然不同的元素。例如，在任何国家都不拥有主权的公海上，根据国际法，任何一国只要能在某一情形下确立管辖权，就决定了这个国家在这一情形中的主导权。国际组织也加深了这个层化趋势。某些国际组织有大量资源或能力展开行动，它们的法律权限，即广义的管辖权，并非来自主权，而是来自成员国在创立这些组织时，同意接受的一些规则和条约。对国际组织人员提供保护和意外赔偿，就是非国家国际行为体享有实际利益的典型情况。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国际民航组织、国际劳工组织、国际海事组织，及其他联合国的成员组织。在它们各自职能领域中，这些组织各有其管辖权，通常会影响到主权国家的权利与义务。虽没有主权，非国家角色也可以拥有重要的管辖权，并成为实际受惠者。国家面对的新竞争者增多了。我们在看待国家的作用时，必须有这样一种战略的前瞻性，充分认识当代国家关系与外交环境的变革进步趋势，纳入外交战略设计的宏观背景。 新主权观的进步价值 《领导文萃》：您如何理解当代新主权观的进步表现？ 王逸舟：我们理解新主权观，还要看到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就是主权的责任内涵与进步趋势。其要点是：当代国家对外事务的自主性，与对内事务的进步性，应当呈现正比关系。国内政治制度开明，国内社会氛围宽松，国内公众权利保障，直至国内生态环境优化，诸如此类各种内部进步，是赢得国际声望的基础。唯有如此，海外权益才可获得他国尊重，外交部门的倡议和斡旋行动才会奏效，中国在国际场合的说法才能有真正的说服力。对外的主权与国内的进步不是分割、对立的，而是彼此促进、荣辱与共的。这是新旧主权观的最大分野。 主权观的充实与完善，与人权观念的进步分不开。在全球化的条件下，旧式安全观受到冲击，越来越多的国家战略层认识到，新安全观应当是一种“立体安全”观念，不仅把安全从传统军事领域扩大到非军事领域，如经济安全、金融安全和生态安全等，而且承认“国家安全”不只是一种对外的、单纯防御的范畴，还应包含受保护主体自身的良性改进。在当代，国家权力与合法性不仅要求具备国际认可，而且与社会公众权利联系在一起，尤其重视个人权利，包括生存权、发展权、表达权、参与权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内容，否则，国家及政府就可能在国际上遇到麻烦。新时代的主权观还要放在全面的人权观之下加以透视，它也是国家与社会关系重新建构的过程。 《领导文萃》：您提出的“创造性介入”思想，能否解释主权理念未来的进步趋势？ 王逸舟：实际上，“创造性介入”可以视作新主权观的一个理论注脚。它的主要线索，是中国作为主权行为者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关系，实际在讲一个快速变化、渴望进步的逐渐崛起的新兴大国，如何恰当看待所处的时代环境，如何准确定位自身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不断改革自身，更多维护海外利益和扮演全球角色。 首先，“创造性介入”思想确认世界政治处于逐渐进化过程，国际规范和法律的网络通过技术和贸易连通整个世界。全球化虽然有利有弊，但总体上加快了各国交流、合作、提升的机会，加入而不是规避这一过程是大势所趋，是主权国家提升自我的良好机遇。而另起炉灶既无可能，也没有必要。 其次，“创造性介入”思想强调，中国虽取得世界公认的进步，但总体衡量仍处于较弱的层次。我们的优势和长项主要表现在一些经济数据，如基本脱贫和解决温饱问题、初步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拓展贸易和市场、持续增加外汇储备和国家经济总量等方面，但是在其他一些重要的内部指标或对外关系指标方面，例如国家的风范、精神和国民心态，外交和军事部门处理国际争端的水平，全球话语权和公共产品供应能力，文化的吸引力，远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中国故事、中国道路、中国方式之类的创造性内涵，不止是体现在外交家和政治人物的智慧或魄力的发扬光大，更应有国民精神和社会气象的昂扬向上。 第三，以新主权观为参照，“创造性介入”看重中国对外交往的积极努力。例如中国外交特使的斡旋行动，赞赏近年来展示大国善意的积极作为，期待更多的外交智慧与国际贡献。它在明确中国国家利益和主权安全优先性的同时，提示外交主导、经济援助、安全手段多方合力，强调中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重要意义。中国对外战略应重视内政与外交的互动逻辑，即国内进步是国际影响的基础，是国家进步的核心，在整体主权盘子里，国际利益占有日益增大的比重，外部形象与经济收益同样重要。 总之，“主权”观念有自身时代特点，主权现象背后有复杂的成因和动机。了解这一点，有助于识别主权问题领域的积极或消极因素，趋利避害。基于新主权观，我们可以认为主权不再是虚无缥缈、高高在上的理念范畴，而是具体的、有温差的、与普通人息息相关的时代进步指标及指向。处在上升期的当代中国，应该具备更高的思想境界、更完备的外交期许和更具风范的主权实践。作者：刘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