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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英国当代翻译理论家赫曼斯指出：“所有翻译都意味着为了某种目的对原文文本进行某种程度的操纵”。后来勒菲弗尔提出“改写”，强调“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对翻译行为的操纵作用。本文即简要论述理雅各是如何“改写”原著，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又是如何保留了原著的风貌。 一、意识形态对译者的操纵 该译本带有浓烈的基督教色彩，因为基督教对西方文化的影响根深蒂固；且理雅各的翻译目的在于了解中华民族文化，顺利传教，所以他倾向于寻找《道德经》与《圣经》两者的相似之处。如： 《道德经》第四章：“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 译：I do not know whose son it is.It might appear to have been before God. 中文没有God（神）这一概念，此处将“象帝”译为God，带有浓烈的基督教意味。这既是由于译者自身深受基督教教义影响，也表现出理雅各极力想将《道德经》与西方文化结合起来。 二、诗学观对理雅各《道德经》译本的操纵 《道德经》的修辞比比皆是，而理雅各通过各种形式和翻译策略，尽可能保留着原文的表现风格，保存其诗意。 第五十八章：“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译： The government that seems the most unwise， Often goodness to the people best supplies； That which is meddling，touching everything， Will work but ill，and disappointment bring. 原文的“闷闷”、“淳淳”、“察察”、“缺缺”四个叠词，英语中无法找到与之相对应的单词。而理雅各则通过尾韵的形式，弥补了译文中无叠词所造成的修辞流失这一大缺憾，从而使得译文读来朗朗上口，亦有原文的诗意。 三、译者对文化移植的操纵 “翻译永远不会发生在真空中，它总是发生在一个连续体里，译者受到各种文本内外制约因素影响。”译者操纵译本，而这种操纵有可能是积极有效的，也有可能是妥协处理。下面，结合理雅各《道德经》译本具体例子分析译者对文化移植的操纵。 （一）添加评论及注释 十九世纪中下叶处于将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的早期，西方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所以理雅各在翻译中添加了大量注释。如： 第十二章：“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译： Colour’s five hues from the eyes thEir sight will take； Music’s five notes the ears as deaf can make； The flavours five deprive the mouth of taste； 译者注释：“五色指黑、红、绿或蓝、白、黄；五音指中国音乐调式，即宫、商、角、徽、羽，同于西方的G、A、B、D、E调；五味指酸、甜、苦、辣、咸。” （二）对核心特色词汇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 《道德经》中“道”出现74次，内涵丰富多变，难以找到对等的英文单词。理雅各将其译为“Tao”，既统一了“道”这个概念，保留了它的内涵，又将这一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词传到西方。 （三）对内涵丰富且适用性广的词汇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 《道德经》通篇谈及“无为”，译者将其具体化，便于译入语读者理解。如： 第十章：“爱国治民，能无为乎？” 译：In loving the people and ruling the state，cannot he proceed without any （purpose of） action？ 理雅各將“无为”具象化，不同情境选择不同词句，译文流畅自然，最大化地实现了跨文化交流，避免发生读者因生涩难懂而读不下去的情况。 四、总结 理雅各根深蒂固的基督教思想在译文中有所体现；在诗学观念的影响下，译者巧妙展现其诗意；在文化移植上，译者兼用多种翻译策略，清晰地阐释了著作所涉及的中国文化。译者将这部著作的风貌大多用另一门语言呈现出来，为早期中西方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作者：廖晋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