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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内涵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命题，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科学阐述，赋予时代化更加重要的意义、更加深刻的内涵、更加明确的要求。这对于与时俱进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时代特征相结合，适应时代需要、回答时代要求、吸收时代内容、紧跟时代步伐、具有时代特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时代特征相结合最为关键的是使马克思主义面对所处时代的现实，通过面对现实问题，探究问题产生的原因、寻找解决对策。“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1]220，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本身就是应时而生，就是面对所处时代现实问题的产物，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历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修正完善的历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生命力不断得到展现的历史。而推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内在动力恰恰在于面对现实诉求马克思主义不仅能够“解释世界”更能够“改造世界”。 研究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必须要在三个层面上作出肯定的回答[2]。第一，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吗？倘若对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存有质疑，那么就不存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必要性。第二，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吗？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看做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奉为教条，那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谈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没有意义的。第三，发展马克思主义最关键的是什么？胡锦涛总书记在建党九十周年的讲话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任何固守本本、漠视实践、超越或落后于实际生活的做法都不会得到成功。在历史上的一些时期，我们曾经犯过错误甚至遇到严重挫折，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的指导思想脱离了中国实际。”[3]11也就是说，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要从“中国实际”出发。 延安时期尽管没有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命题，但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能够排除万难创造辉煌的关键恰恰在于能够勇敢地面对现实，回应时代诉求提出解决对策指导革命不断走向成功，而这正是符合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本质要求。因此探讨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对于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对立统一规律面对中国政治现实，实现了中国共产党政治方针和政治策略的与时俱进 历史永远不会忘记，红一方面军抵达陕北时，留下的红军不足7000人，而此时的陕甘宁根据地内外形势十分严峻。内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执行者，在陕甘根据地实行错误的肃反，原陕甘根据地不少军政干部被捕或被杀。外部，随着中央红军北上向陕甘推进，国民党在西安组建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发动对陕甘宁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在根据地周围集结重兵。而在更大的外部，日本帝国主义扩大对华北的侵略，制造华北事变，使中华民族陷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在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的状况下，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分析革命形势指明革命方向。他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4]320只要“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4]322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在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确定了“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总路线。随后，毛泽东写出一封封书信，广泛联络国民党上层爱国人士、爱国将领和地方实力派人士。特别是与西北军东北军将领杨虎城、张学良经过秘密谈判，形成了“西北大联合”，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西安事变中，面对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鲜血的蒋介石，共产党选择了和平解决；皖南事变中，面对9000余人的被俘、被杀（2000余人突出重围），共产党选择了维护抗战大局的态度；整个抗日战争中，面对从来没有消失甚至有时还很尖锐激烈的阶级矛盾，共产党选择了团结抗日的方针。究其原因，就在于：“在中国两大矛盾中间，中日民族间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的地位。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5]781 1945年8月，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战争，付出了中国军民伤亡总数在3500万以上，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的巨大民族牺牲，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这标志着中日民族矛盾作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得到解决。此时，共产党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和平建国方针，国民党却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掠夺式地抢夺胜利果实。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突出地表现在：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和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以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在抗战前夕就预见到了这种主要矛盾的变化，并对这种变化进行了充分准备，一方面不顾个人安危赴重庆谈判，在舆论上赢得主动，另一方面制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用或和或战两手准备应付主要矛盾的变化，最终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新中国。 应该说，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能够赢得主动，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共产党人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直面中国现实，抓住主要矛盾，以此制定政治方针和政治策略，团结最广大“朋友”打击最主要“敌人”，从而在战略上赢得主动，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 三、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运用一般与个别、普遍性和特殊性等原理和范畴分析中国思想现实，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与时俱进 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是不容置疑，但是这绝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是僵化不变的教条，而是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实践中具有不同的形式。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反复强调自己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背得滚瓜烂熟并机械加以重复的教条。列宁说：“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主义者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6]492中国共产党人也“坚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坚信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从来不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空洞、僵硬、刻板的教条。”[3]11因此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本土化、本国化，才能成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来解决各国实践提出的新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