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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科技价值观(1)

http://www.newdu.com 2018-01-06 论文联盟 佚名 参加讨论
所谓科技价值观,是指人们对于科学技术有什么功能和作用的认识,即人们对于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所具有的种种社会价值,比如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作用的社会性认知。简言之,即人们对科技在社会生活中的一种价值判断。中国共产党早在延安时期就对科学技术的功能作用有了深刻而系统的认识,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科技价值观,并在此价值观的指导和推动下,创建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科技事业,为抗战建国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这一价值观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科技价值学说的基本立场,同时汲取了党在革命战争及根据地建设中利用和发展科学技术这些伟大实践的新鲜经验。其内容十分丰富,涉及科学技术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广泛领域的价值与意义,其核心观点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 
    一、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 
    1940年2月5日,毛泽东、陈云等人参加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毛泽东在演讲中指出:“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赞成它,每一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他提出“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这一著名论断,认为人类要想在社会上获得自由,就应该用社会科学去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同样地,人类要在自然界里获得自由,就必须运用自然科学去了解自然、征服自然以至改造自然,从自然界中赢得主动。他进一步强调:“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学,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否则世界上就有许多不懂的东西,那就不算一个最好的革命者。”[1]p269-270这段讲话是从很宏观的根本立场上来论述的,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于科学技术重大价值的理解和认识。朱德等人也有类似观点,他在为庆祝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第一届年会召开而写的文章中指出:“不论是要取得抗战胜利,或者建国的成功,都有赖于科学。”自然科学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力量啊!“谁要忽略这个力量,那是极其错误的”[2]p1-2。 
    1941年8月,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的一篇社论写道:“自然科学一般地是我们劳动人民从事物質生产并与自然界的力量进行斗争,借以驾驭与支配自然力的必要与有力的武器,是人类历史发展中一个革命的因素。”[2]p391945年初,自然科学座谈会的一份文件更系统性地指出:“历史的向上发展愈迈进,科学技术的知识也愈发达,同时个人生活以及社会事业的种种方面所须依赖于科学技术的愈多,而反过来科学技术知识所能影响于社会进步的方向、速度和方式也愈大。”总之,随着历史的前进,科学技术在人类社会发展中逐渐由“配角”变为“主角”,正在演变为对人类前途命运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力量。“人类如要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到自己的手中来,一个必须经由的而也是主要的途径就是科学和技术。”[3]p164这些文字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看法高度一致,他们曾指出,自然科学是历史进步的有力杠杆,是最终意义上的革命力量。 
    徐特立在这一篇文章中发出充满激情的礼赞:“科学!你是国力的灵魂;同时又是社会发展的标志。所以前进的政党必然把握着前进的科学。”[4]p254在那个时代,他如此深刻地将科技价值提升到与综合国力相联系的高度,相当了不起。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进一步指出:“科学和技术是国力主要因素之一。它具体表现在国防上、经济建设上,同时对于政权能否集中也以科学技术发展的程度为指示器。”[5]p240正是出于对科学技术巨大作用的笃信,徐特立一生关注科学,重视科技事业和科技教育的发展。在延安时期,他担任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将全部精力倾注于边区科技事业的创建和科技人才的培养上。 
    二、技术科学是边区经济建设的一个决定因素 
    延安时期,共产党人对科技价值的认识既有高屋建瓴的抽象,又有面向实际的具体。他们一方面从宏观上分析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很具体地肯定科学技术在根据地社会经济建设中的促进、支撑作用。朱德在《把科学与抗战结合起来》的讲演中指出:自然科学的发展,工农业生产的进步,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矿产资源的开发与正确利用,经济生活的正确管理,“只有做到了这些,才能充实我们的力量”、充实人民军队的战斗力,才能使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提高根据地人民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来取得抗战的胜利,建国的成功”[6]p76。朱德对科技的社会经济功能的阐述具体而全面,而且相当深刻,由此他进一步发出这样的号召:“我们更热诚地欢迎边区以外的工程师和各种专家以及熟练工人及学徒大批到边区工作。”[7]p123 
    陈云、李富春、徐特立等许多共产党人都论述过科技在边区经济建设中的作用。陈云曾明确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对自然科学“是重视的”,对于科学技术“是尊重的,”因为自然科学的进步“可以大大提高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创新“可以大大改善人民的生活”[7]p123。李富春则在一封信中指出:“诸凡农业、畜牧、工业、运输、盐业及改善生活等等,其中有几百件几千件的事业,无不需要自然科学的指导,无不需要技术来恰当的解决生产建设中的实际问题。”[8]1941年6月10日,《解放日报》发表《欢迎科学艺术人才》的社论,文章明确写道:“在边区的经济建设上,技术科学,尤其是一个决定的因素。无论是改良农牧,造林,修水利,开矿,工厂管理,商业合作,都必须有专门的知识技能,必须受科学的指导。”[9]p60数天后,该报又发表《提倡自然科学》的社论,进一步提出“自然科学是人类说明自然与征服自然的武器”的论断,并且指出:“我们要发展抗日的经济建设,进一步巩固边区,保护长期抗战的物质供应,相当提高人民物质生活的水平,就必须提倡自然科学。”[9]p63这些论述清楚地表明,当时的共产党人虽然还没有直接说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语言,但在他们的意识里,科学技术与生产力是密切相连的。他们已经普遍将科技视为现代物质文明的基础,看做是发展边区经济、保障供给的必要手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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