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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详细论述了政教分离、思想自由、信仰自由等问题。他提醒说“保教”论者自以为高人一等，“而不知与近世文明法律之精神，适相刺谬也”。不知其师康有为读到此句时作何感想。梁氏还以欧洲历史上血流成河的几百年宗教战争说明政教不分的可怕结果，正是巨大的灾难，使欧洲各国开始政教分离。他特别强调“自由之理：凡一人之言论、行事、思想，不至有害于他人之自由权者，则政府不得干涉之。我欲信保教，其利害皆我自受之，无损于人者也，故他人与政府皆不得干预。”因此，社会才大大进步。如果将儒学立为国教，中国将“教争”立起，“而政争亦将随之而起。是为国民分裂之厉阶也。言保教者不可不深长思也”。他告诫说，“保教”的最大危害是“束缚国民思想”，因为“文明之所以进，其原因不一端，而思想自由，其总因也”。他认为孔子之所以为孔子，正以其思想之自由也，但自汉武帝以后，儒学却成为束缚思想自由的绳索，使思想渐渐窒息。历代大儒的思想、演说其实“皆由思想束缚于一点，不能自开生面，如群妪得一果，跳掷以相攫，如群妪得一钱，诟骂以相夺，其情状抑何可怜哉！”他不禁叹道：“呜呼，居今日诸学日新、思潮横溢之时代，而犹以保教为尊孔子，斯亦不可以已乎！” 面对各种几乎是势不可挡的“新学”，当时的“保教”论者亦有人力论可以用现在的新学说、新理论重新解释孔子，对此，梁启超大大不以为然：“曰某某者孔子所已知也，某某者孔子所曾言也。其一片苦心，吾亦敬之”，但这其实是“重诬孔子而益阻人思想自由之路也”。他认为孔子所见或有与今日新学理暗合之处，然若一定要将二者一一比附纳入，这种思维的实质还是因真理与孔子暗合才接受，“是所爱者仍在孔子，非在真理也”，而对那些不能与孔子暗合的学理，“则将明知为铁案不易之真理”，也不敢接受、遵从，结果是阻碍真理在国人中的传播。因此，他颇为激动地写道：“故吾最恶乎舞文贱儒，动以西学缘附中学者，以其名为开新，实则保守，煽思想界之奴性而滋益之也。我有耳目，我有心思，生今日文明灿烂之世界，罗列中外古今之学术，坐于堂上而判其曲直，可者取之，否者弃之，斯宁非丈夫第一快意事耶！”“然则以此术保教者，非诬则愚，要之决无益于国民可断言也！”如果去掉过于尖刻的“舞文贱儒”四字，此番评析，对百年后的“新儒家”却也完全适用，不能不令人啧啧称奇。君不见，时下祭孔、拜孔、尊孔之风正盛，更不乏以和谐、环保、自由、民主、法制、公平、正义、人权、市场经济……一切现代价值来诠释、比附儒学，论证所有这些价值、观念儒学早就有之，想以此使儒学“返本开新”的“新儒”学者。若起梁氏于地下，面对此情此景，他依然会果决地做出“非诬则愚，要之决无益于国民”的断言罢。 最后，他再次强调：“保教妨思想自由，是本论之最大目的也。”承认“区区小子，昔也为保教党之骁将，今也为保教党之大敌”。因为“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吾又知孔子之爱真理，先辈、故人之爱国家、爱自由，更有甚于吾者也。吾以是自信，吾以是忏悔。为二千年来翻案，吾所不惜；与四万万人挑战，吾所不惧。吾以是报孔子之恩我，吾以是报群教主之恩我，吾以是报我国民之恩我”。 为此，梁启超专门给老师康有为写信，反复陈说自己反对保教的理由，甚至批评老师在海外筹款建筑孔庙、祭孔祀天活动对本党并无益处，“徒为虚文浪费金钱而已”，还批评花20万捐资在新加坡建一孔庙实在可惜，不如兴办学校和其他公益事业。读史观今，现在许多地方不是依然校舍破旧、各项公益事业落后，但政府却一直在花巨资造神建庙么？雷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