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在《我们有没有“是”》(《光明日报》2008年1月7日)一文中认为,中国也有研究“是之所以成其为是”的哲学,即本体论。这一观点受到周浩翔先生的严厉批评,他说:“许先生把对西方‘是之所以成其为是’(或本体论)探究理解为是‘揭示事物之普遍属性、本原或终极原因’的学问。可见,许先生根本没有弄清楚本体论到底是一门怎样的学问。……中国传统哲学没有西方意义下的本体论。中国传统哲学有其自身独特的形态。”这一独特的形态就是西方所没有的“好的人生哲学”,即道德生命的哲学(《我们有什么“是”》,《光明日报》2008年2月4日)。 按照顾炎武的观点,学者如果对他人的批评置之不理,就是不遵守学术规范的表现。加之周先生的观点也是中国哲学界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之一,既反映了目前一部分学者把中国哲学研究局限于儒家心性论的倾向,也体现了他们对于中西哲学能否会通的深沉之思。所以,趁着回应周先生批评的机会,阐明我对什么是哲学思维方式的认识,以及对中西哲学能否会通、怎样会通的看法,以加深对博大精深的中国哲学之了解,还是很有必要的。 周先生对我的批评依据的是沃尔夫给本体论下的定义,然而,早就有学者明白指出,沃尔夫的定义毕竟只能代表18世纪欧洲大陆哲学家对本体论的规范,它不仅不适用于本体论的早期历史,就是运用于当时的英国经验论哲学也不适当。本体论是什么?只有它自己的历史才能说清楚。在古希腊罗马和中国,对于最高实在的追问导致对世界本原的探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