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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主流说，宋代儒释道并崇是有利于宋代文化的繁荣的，是宋代理学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背景之一。宋代士子好自称居士，僧、道文人化，文人僧、道化，都是宋代诸帝儒释道并崇的产物。真宗谓“三教之设，其旨一也”，实际得到了三教多数人的拥护。僧人契嵩既通佛典，又悉儒经，其《镡津文集》多论佛道与王道合。天圣中东京上清宫道士说：“非道教无以升君子，非释教无以化下愚，非儒教无以理国家。”由此可见，三教合一的思想在宋代是何等深入人心。 七、崇尚文化的社会风气 华夏文化为什么能够造极于两宋之世呢？宋代文化繁荣的原因很多，中唐以来的社会变革，特别是庶族地主取代门阀地主而登上政治舞台，工商业的发展，特别是唐代文化的繁荣，都是宋代文化繁荣的原因。而宋代社会崇尚文化的风尚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宋代开国之君赵匡胤，曾经历了一个从轻视儒生到重视儒生的过程。他扩展汴京外城，亲自规划，到朱雀门察看，指着“朱雀之门”的匾额问宰相赵普：“何不只书‘朱雀门’，须着‘之’字安用?”赵普回答道：“语助。”太祖笑道：“之乎者也，助得什么!”后来南唐词臣徐铉因修职贡入朝，需差伴臣，赵匡胤却差一个文盲去作伴臣。徐铉词锋如云，伴臣唯唯诺不能答。徐铉高谈数日，如对牛弹琴，后来也只好默默无语。这既是太祖的机智，也是他对文士的轻蔑。 但有一件事刺激他重视文士。干德改元，他曾告喻宰臣，年号需择前代所未有的。后平蜀，蜀宫人入宫，其镜竟有“干德四年铸”字样。太祖出示宰臣，皆不能对，而学士窦仪说：“蜀主曾有此号，鉴必蜀中所得。”太祖感慨道：“作宰相须是读书人。”从此大重儒臣，并劝臣子读书。 在宋代，汇聚图书也成为上层社会的喜好。宋太祖虽在军中，也会不惜千金购买版本少见的图书。他随周世宗平淮南，有人谗毁他，说他攻下寿州，所载数车皆贵重之物。世宗遣使检验，只有书数千卷。宋太宗也致力于聚书，他在位期间曾多次下诏求书，大建藏书之馆，栋宇之制，亲作规划，轮奂壮丽，甲于内庭，赐名崇文院，藏书八万卷。 购买收集图书，自然也使读书的风气盛行。宋太宗曾多次说：“朕万机之暇，不废观书”、“朕每日退朝，不废观书”、“朕性喜读书，开卷有益，每见前代兴废，以为鉴戒。”因为读书多，宋太宗很有一些读书的经验。比如人们见到大部头的书常常畏惧，认为无法读完。《太平御览》一千卷，宋太宗日读三卷，“因事有阙，则暇日追补”，并由此得出读万卷书也不难的结论。这对我们很有启发。 收书、读书的风气还促进了还促进了图书的整理和出版。宋代士人喜著述，喜收藏整理古籍。时至今日，在学术研究上，宋版书的地位和价值是无法替代的。景德二年五月，宋真宗到国子监阅书库，问祭酒邢昺有多少书板。昺回答说：“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史正义皆具。臣少时业儒，观学徒能具经疏者百无一二，盖传写不给。今板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时之幸也。”从宋初建国到景德二年仅四十余年，书板增加了二十几倍，从“具经疏者百无一二”，变成“士庶家皆有之”，发展之速实在惊人。以后宋神宗继续访求遗书，得书近万卷。徽宗也多次下求书之诏。靖康之变，藏书散失。宋高宗南渡后，诏定献书赏格。自绍兴至嘉定，散佚之书搜得十之八九，加之著书立言之士更多，藏书反多于北宋。淳熙中编《中兴馆阁书目》，比北宋编的《崇文总目》多一万三千八百一十七卷。 现在人们常常将唐诗和宋词并称，可见宋词水平之高。在宋代，写诗填词也是士人的重要生活内容。即使在今天，我们也依然能见到王安石、陆游、朱熹等人的书迹，发现他们是在多么愉悦地书写自己的诗词作品。在宋代，就国家文化建设成就而言，以太宗为最；就个人文学艺术成就而言，则当以徽宗为最。宋人传说徽宗是南唐后主李煜后身，这自然是迷信，但他们确有很多共同之处：文学艺术上都是天才，政治上却是庸主，是亡国之君，都从君主变成了阶下囚，最后都身死异乡。宋徽宗在被金人俘掳后，有《眼儿媚》词，上阕忆玉京繁，下阕叹胡沙萧索，很有李后主风味：“玉京曾忆昔繁华，万里帝王家。琼林玉殿，朝喧弦管，暮列笙琶。花城人去今萧索，春梦绕胡沙。家山何处，忍听羌管，吹彻梅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