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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诗人杜甫不仅在政治上终生潦倒，始终未能实现他那“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愿；而且在文学上，也很少得到同时代人的应有重视。杜甫临死前一年在《南征》诗中沉痛哀叹道：“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即使在他死后，在樊晃、元稹、白居易、韩愈高度评价杜诗后，其诗仍不甚被唐人重视。北宋前期，杜甫仍被杨亿讥为“村夫子”。真正普遍重视杜诗是在北宋中叶以后，他们广泛搜集、研究杜诗，而江西诗派更把杜甫作为自己的祖师爷。苏舜钦编有《老杜别集》。王洙编有《杜工部集》，无论收诗总数、古近体篇数以及“赋笔杂著”的篇数都与今存杜集接近。后王琪又在王洙本基础上，参照“古今诸集”，作了修订，这一王琪镂版本就成了后世所有杜集的祖本。今天我们还能读到一千四百多首杜诗，应该感谢他们。宋代杜诗的注家很多，当时号称有千家注杜。为了做到知人论世，不少宋人又为杜甫作年谱，为杜诗编年。评点杜诗较著名的是刘辰翁。宋人对杜诗的注释、编年、分类、评点，充分说明了宋人对杜诗研习之深，这在唐代是见不到的。 宋人十分推崇韩愈，北宋古文革新就以韩愈为旗帜。钱锺书《谈艺录》认为：“韩昌黎之在北宋，可谓千秋万岁，名不寂寞矣。”在北宋中叶以前却很难找到韩文，其后韩文大行于世。宋人还为韩集作了大量的整理工作，文谠注韩集“积二十年之久”。方崧卿尝校正《韩昌黎文集》，著有《韩集举正》、《韩文公年表》。朱熹著有《韩文考异》，还选《昌黎文粹》。 宋代古文革新的另一旗帜为柳宗元。柳开“慕韩愈、柳宗元为文，因名肩愈(指韩)，字绍先(指柳)”。穆修晚年得柳宗元集，募工镂板，在京城相国寺摆摊卖书。宋人曾多次刻印柳集，沈晦、常子正、严有翼、张敦颐都曾校正刊刻柳集，订正达数千余处。此外还有《韩柳音释》、《柳文切正》、《柳文音义》之类的专著。 宋初搜集李商隐诗文者，一为《文苑英华》的编者，李商隐《樊南甲乙稿》早已失传，今所存者，乃从《文苑英华》录出；二为钱若水，得李商隐诗“四百馀首”；三为杨亿，得“五百八十二首”，这已与今存李诗相近。没有他们的努力，今天我们就很难读到这样多的李商隐诗文。 李贺辞尚奇诡，宋代也有一些诗人效其体，范浚有《春融融效李长吉体》。薛季宣曾刊刻李贺集，有《李长吉诗集序》，谓宋代流传的李贺诗有蜀本、会稽姚氏本、宣城本，并对李的人品和诗品给了很高的评价。赵衍《有重刊李长吉诗》，称“长吉一出，会古今奇语而臣妾之。”宋末刘辰翁评点诸家集，亦含李贺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