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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华严经》不仅吸收了儒家的积极入世精神，更对这种救世之心进行了本体论提升，《华严经》展开的理路充分利用了佛教固有的本体论优势，即对于“空性”的透彻领悟，“空”论是潜伏于《华严经》之“有”的表层叙事之下而贯穿华严始终的本体论之音，正是借助于对宇宙人生的本体论反思和生命苦难的本质体认，华严的慈悲救世精神因而具备了应有的理性意识与哲学深度，这种本体论深度是儒学所欠缺的。如同海德格尔揭弊西方哲学一样，儒学建构的历史其实是存在的真理被遮蔽被遗忘的历史，“存在”晦蔽于关于“存在者”的叙述之中，儒学在展开其“存在者”(血亲、宗族、国家、王道、等级秩序等)的道说时，忘失了对“存在者”之“存在”的追问，忽视了对“存在者”的本体论反思。与此一脉相承的是，儒家哲学虽然提出了“天”、“道”、“理”、“气”等一系列本体论范畴，但在儒学话语里，这些范畴提出之时即被赋予了某种令人疑虑的自明性，缺乏严密的逻辑界说，导致儒学成为本体论晦暗乃至缺失的哲学，主体(个体的“人”与类化的“人”)在本体论缺失和存在被遗忘的文化语境里，其内在自我完善和外在自我实现的终极根源(即“我”为什么要“明明德”？为什么要“修齐治平”？其理论依据何在？)是缺乏明确阐释而有待追问的。 在华严语境里，作为充分阐释的本体之“空”“觉”特征及其繁育万物的功能预设决定了本体具有确凿的自明性，既是用以展开整个华严理路，建构佛法体系的可靠依据，又是主体进行自我完善与自我实现的终极精神根源。以其内在于人及其“空”“觉”特点而言，这种预设不仅肯定了人与世界具有精神上的统一性，而且将认识自我与世界的权能还归于人，充分肯定了人的存在价值，并应许了人向自我的归来，只要自净其意，明心见性，证得不生不灭的空性，就能融物我为一，亲见万物皆备于我，“我”(主体)是与世界融通为一的“大我”，所谓自我完善的过程就是将世界内化于主体的空性体认之中，使主体普及于世界的“大我”的营建过程。以其繁育万物的特点而言，由于空性本体生养了人与万物，因而人意识到自我与万物、与他者同根，空性的否定力量所带来的一切生物的苦难与生灭无常使具有物我同根意识的主体不能不生起救渡世界的冲动，所谓自我实现的过程就是主体以深刻的同情献身于使一切有情离苦得乐的普世情怀的展开过程，这是空性本体逻辑地赋予主体的必然的与最高的使命。 要言之，华严精神在本体论层面提升并完成了儒家式的普世情怀的书写与“大我”的营建。桑大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