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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传统文化的承传与开拓 宋代文化之所以取得超越前人的成就，这与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承传与开拓是分不开的。太宗组织文臣校订经史群书，如《五经疏义》、《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并编纂新书，北宋编有四部大书，这就是《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太平广记》收稗官野史、小说笔记多达四百七十五种，很多书早已失传、残缺，赖此书得以保存，至今仍是我们研究小说史的重要资料。《文苑英华》上续《文选》，广收南朝梁末至唐代的诗文，张说、李商隐等的很多诗文均赖此书保存，是清人编《全唐诗》、《全唐文》的重要资料来源。《太平御览》引书更多至一千六百九十种，保存了大量古籍佚文。 今天我们读到的宋以前的总集、别集多含有宋人的收集整理、校勘笺注之功。宋人最推崇的前代总集一为《诗经》、二为《楚辞》、三为《文选》。《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被尊为六经之一。欧阳修、苏辙、范处义、王质、朱熹、吕祖谦、杨简、魏了翁等都有论《诗》注《诗》专著。宋以前奉毛传、郑笺、孔疏为神明，宋代兴起疑古思潮，认为《诗序》“不足信”，朱熹《诗集传》不录《诗序》，自行探究《诗经》各篇之义，成为《诗经》学集大成之作。汉儒解《诗》多附会道德化意义，宋儒多以人情说解《诗》。欧阳修说：“古今人情一也，求《诗》之义者，以人情求之，则不远矣。然学者常至于迂远，遽失本义。”以人情说解释《六经》更是三苏父子的共同特点。 宋人特别推崇《楚辞》，特别是屈原的《离骚》。在汉代王逸的《楚辞章句》之后，唐代没有出现过重要的《楚辞》注本。而宋代的《楚辞》注本不亚于《诗》注，如朱熹的《楚辞集注》之类。唐人有时对屈原的自沉汨罗似不理解，如白居易谓“长笑灵均不知命，江篱丛畔苦悲吟”。宋人却对屈原深表崇敬，苏轼的《屈原塔》诗颇能代表宋人对屈原的看法：“古人谁不死，何必较考折。名声实无穷，富贵亦暂热。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节。”苏轼还有《屈原庙赋》对屈原之死也深表理解。 对《昭明文选》宋人有不同看法。苏轼《题文选》批评《文选》“编次无法，去取失当……乃小儿强作解事者也”。苏轼对《文选》的批评，并不为宋人所完全认可，张戒《岁寒堂诗话》认为萧统“所失虽多”，但所得亦“不少”。因此，在苏轼后，宋人仍很重视《文选》。宣和年间无名氏曾仿《文选》，编成《宋文选》三十二卷。尤袤曾校刻《文选》：“尤公博极群书，今亲为雠校，有补学者。”可见即使在苏轼批评《文选》后，《文选》仍是宋人学习的典范。 陶潜诗自然质朴，富有抒情色采，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为历代诗人所推崇。宋人在创作上学陶者更多，苏轼甚至尽和陶诗，对陶诗的评论也比唐人深刻得多。苏轼最欣赏陶诗的感情真挚，其《和陶饮酒》云：“道丧士失己，出语辄不情。江左风流人，醉中亦求名。渊明独清真，谈笑得此生。身如受风竹，掩冉众叶惊。俯仰各有态，得酒诗自成。”《朱子语类》对陶诗也有不少中肯的评价：“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来。” 宋人对李白集也作了很多搜集整理工作，宋初乐史所裒集的《李翰林集》，凡七百七十六篇。宋敏求后又多次辑佚，所得“无虑千篇。沿旧目而厘正其汇次，使各相从。以别集附于后，凡赋、表、书、序、碑、颂、记、铭、赞文六十五篇，合为二十卷。”曾巩在京师编校史馆书籍时，曾校正考次李白诗先后，作《李白诗集后序》，称“余得其书，乃考其先后而次第之。”可见宋人对李白诗的辑佚、编年都下了很大功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