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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在于有它很强的社会政治关怀。意思是说，它是在日常生活之中来体悟超越和永恒的价值与理念。日本17世纪儒学大师伊藤仁斋，毕生推崇《论语》。他说《论语》是“最上至极宇宙第一书”，孔子是“最上至极宇宙第一人”。《论语》对海峡两岸社会的影响，远低于对日本社会的影响。日本一直到今天都还非常推崇《论语》。中国文化的伟大，就在于不讲康德式“批判”，不讲柏拉图式的抽象理念，不讲亚里士多德式的三段论证，而是讲从日常生活中体悟永恒而抽象的伟大道理。更重要的是，这种道理是人人都能够做、人人都能够学的。 经典的第二个特质是，通常要有很强的形而上的内涵。这种经典能够为人的生命赋予超越的形而上的意义。这方面讲得最好的，我觉得是南宋大儒朱子——朱熹。他讲道，“经，纶，皆治丝之事。经者，理其绪而分之；纶者，比其类而合之也。经，常也。大经者，五品之人伦。大本者，所性之全体也。”“其于天地之化育，则亦其极诚无妄者有默契焉，非但闻见之知而已。”也就是说，在天地的形成、发展的过程里面，这些经典能够带领我们以最真诚的方式，默默地体会宇宙形成的道理，而不止于一种“闻见之知”。经典是能够赋予我们的生命以丰厚高明的面向。 经典的第三个特质就是，它能够赋予我们心性的意义，也就是心灵的觉醒。王阳明一生写过很多好文章，其中一篇叫做《尊经阁记》。用白话文翻译，他说：所谓诗、书、礼、易、乐、春秋这六经，并不是什么特别的东西，它只不过是传递我们内在的心灵里面那种永恒的道理而已。他说：所谓的《易经》就是讲我们心灵里面的“阴阳消息”；所谓的《书经》，就是记我们心里的“纪纲政事”；所谓的《诗经》，只不过是为了表达我们人的歌咏性情而已。的确，凡是伟大的经典，都能够唤起我们心灵的觉醒，使我们能够心体力至，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 总结我刚才所讲的，那就是任何一部经典，都能够把抽象的“道”，跟经典，以及经典中的“圣人”三者合而为一，成为经典。换言之，经典因为它具有这三大特质，因此，它是一种“具有全球性意义的地域性知识”。比如说，儒家思想是两千多年前起于山东半岛的地方性知识，但是，它今天已经成为二十一世纪具有普世性价值的学问了。所谓阅读经典的意义，就是使我们能够携古人之手，与古人偕行，经由经典阅读而与经典作者相对话。经典中的世界，不是埃及金字塔里的木乃伊。经典中的思想世界，就好像是图书馆，我们可以走进去，在古人的思想世界里面和他辩驳、冲撞，带着我们的问题、我们的苦闷，来向他求取答案。 回应两个关于经典的质疑 经典教育是人文教育未来重要的方向。可是，当我提出这样的论点的时候，必然会遭遇到两个非常严重的批判。这两个严重的批判，分别来自于后现代主义与多元主义。 第一个质疑来自于后现代主义。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斯坦福大学校园内有一个大辩论，是关于柏拉图的著作在两千年以后，能不能成为经典研读的必读书目。有人认为，西方经典所承载传递的其实都是“已死的西方白人男性”的沙文主义的价值观。同样的，我们也可以说，中国的经典基本上是封建的、专制的、落后的时代的东西。“五四”时代已经告诉我们，中国的“四书五经”等经典，应该扔进茅厕里面，中国才能得救。鲁迅甚至讲，“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在“五四”时代，不知多少激烈的言论都被提到过。因此，从后现代主义者的观点来讲，没有所谓经典，当你要提倡经典，就要问“是谁的经典，为什么是经典，为谁而经典，如何而经典”，这后面的“经典”是用作动词。 第二个质疑，是多元主义者的质疑。他们可能会说，所谓的经典，承载的是一元化的价值观，它不适合我们这个多元文化并进的二十一世纪。他们也可能质疑说，经典有它的时空性，所有的经典不管是什么样的经典，都是时代的产物，因此都不是所谓的“放诸四海而皆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的文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