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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哲学具有独特的话语体系和表达方式 戴兆国（以下简称戴）：陈来先生，您好，您一直致力于研究和阐释中国传统哲学，为发展和推进中国哲学做了非常多的工作，也创作了大量的学术著作。您的《仁学本体论》① 一著更是代表。这本著作出版后，引起了学术界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最近还获得了华东师范大学的思勉原创奖。我们在深深感慰先生的勤学深思之时，想请先生就仁学本体论的整体创新做一次交流。评论者认为您的《仁学本体论》是对李泽厚所说的“中国哲学该登场”的呼喊的回应。但我对此并不认同。我认为您的《仁学本体论》所蕴含的致思方向在您早先的许多儒学著作中就已经悄然出现了，尤其是您的朱子学系列研究。所以，您对儒家哲学本体论的创设并不仅仅是对李泽厚情本体的简单回应，更不是对中国哲学现在登场的印证。换言之，中国哲学从未离场，也就不存在所谓登场。您认为我这样说是否合理？ 陈来（以下简称陈）：我之所以关注中国哲学的研究，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哲学两千多年的发展，形成了自身的话语系统，有着独特的精神风貌，另一方面是应对东西方文化交流过程中出现的不同哲学体系间的融合问题，需要寻求一种解决的途径。我从朱子学转向研究古代文化与伦理，然后又回到对儒学本体论的探讨，其中也隐含着我研究和思考路线的轨迹。 至于中国哲学该不该登场，或者说中国哲学需要登场，对这样问题的讨论，我觉得没有什么实质的意义。我在《仁学本体论》中就提到，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拥有2500年历史并在今天继续存在的儒学思想传统。如果儒家可以归结为仁学的话，那么仁学本体论的构建必须在回溯、展现这一2500年历史的不断建构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儒家思想一直就在场。就这一点来说，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就不存在所谓的该不该、需不需要登场的问题。只要人类普遍交往存在，人类不同地域的精神传统就有相互沟通交流的可能。任何一种思想传统都不会缺席不在场。 戴：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一直存在某种歧见或偏见。要么认为中国哲学是很纯粹的国学的一种，要么认为必须借助西方哲学的话语来解释中国哲学。我觉得这两种偏向都不利于中国哲学的发展。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中国哲学从来不缺乏对外来思想吸纳的能力。禅宗就是明显的例证。同样，当代中国哲学的创造也是如此。在您的《仁学本体论》创造中，处处体现了一种以我为主的创作理念。您对哲学本体的理解，就显示了中国哲学所理解的本体论的独有特色。这种本体论并不采取简单的宇宙论或实体论的论证方式。可以说，中国哲学的本体论一直就是遵循体用一元、体用一如的建构思路。不知您是否同意这种观点？ 陈：的确如此，中国哲学对本体论思想的探讨应该有着自身独特的传统。对仁体论的探讨就是如此。早在《易传》中就开始了对仁的意义的探讨，《易传》的作者将仁与天地之生生结合在一起，并把仁与元相对应。这样一来，仁不仅是善的根源，也是宇宙的原初根源，是生命的动力因，这使得仁具有了形而上学的意义。另外，从《礼记》来看，先秦儒学所讨论的仁学就已经从多方面显现了仁体本有的广大维度，其本体论的系统成立，虽然还需要等到汉唐宇宙论的发展，但其具体而微的形态应该说已经具备了。在《仁学本体论》中，我专列了一章讨论了道体。道体就是宋明理学所讨论的实体。这种实体也指天地变易流行的总体。中国的实体论不是去关注实体的属性、样式，而是关注实体的发用、流行。天道实体就在人性之中。同样，作为实体的仁体既是人认识的实在对象，也是个人拥有的东西，实体可以贯通到人的身心的所有方面。我们说，中国哲学的本体论建构一直有着自己风格和传统，我们不能简单套用西方哲学本体论的表达方式来理解和发展中国哲学本体论。这可能与你所说的体用一元是一致的。 二、新仁学构建遵循综合创新原则 戴：以上我们讨论的问题都比较宏观，下面我想就仁体论本身请教您几个问题。您在著作中说，自己想将儒家的仁论演为一仁学的本体论，将古往今来的儒家学说发展为一新仁学的哲学体系。根据这种说法，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儒学自古并不存在一种仁学本体论，或者说在儒家那里，即使有自己的仁学本体论，未必是新的。既然是新的，就一定不同于旧的。那么，是否一直存在一种仁学本体论呢？或者说，旧的仁学本体论是否一直存在呢？按照我的理解，仁学是自孔子以来就有的学术传统，既然我们现在能够建构一种仁学本体论，那么这种仁学本体论就一定与孔子所表达的仁学本体论有区别。当然，在孔子乃至于孔子后学那里，可能并没有自觉阐发一种系统的仁学本体论。为此，我想请问您能否帮助我们解释一下您的新仁学的“新”集中表现在哪些方面？ 陈：康德曾经指出过，人类在精神领域中想一劳永逸地放弃对形而上学的研究，是一种因噎废食的做法，人类无论什么时候都需要形而上学。黑格尔也说过类似的话，一个有文化的民族，如果没有形而上学，就像一座富丽堂皇的神庙，却没有神圣的神。可见，形而上学对于人类精神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性。中国哲学的本体论虽然不像西方哲学那样，在很早的时候就表现出非常自觉的形态，但是其对形而上学问题的探讨一直存在。其中对本体论问题的讨论也是中国哲学精神的一条主线。刚才我就提到过，《易传》将人与生生相结合。其实，就孔子而言，他所说的“逝者如斯夫”，也包含着对流行的道体的某种指点。我们虽然不必去揣测孔子是否准备表达某种明确的本体论思想，但从《论语》所关心，以及实际讨论的问题中间，也不难看出，原始儒家对于本体问题的关注和反思。 我的《仁学本体论》并没有离开儒家一直以来的理论追求。之前许多哲学家对于儒家理论的现代阐释，其实也是努力在追求一种新的表达，如新理学、新心学等。新心学和新理学共同构建了20世纪百年中国哲学的主流，也是现代新儒家哲学的主流。如果将我讨论的仁学称之为新仁学的话，这也是在对现代新儒家理论吸收、消化的基础上的一种推陈出新。其中，对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马一浮等人思想的诠释和吸收，的确占据了《仁学本体论》的许多篇幅。另外，新仁学也自觉地对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传统进行了回应，如对海德格尔、怀特海、列维纳斯等人思想的分析。在“绪言”中，我就指出过，“使仁体自身和仁体显现被看见，成为原初的照明，整个历史的过程就是一个澄明的过程，仁体也同时是一澄明的过程。”这一澄明过程是历史的、生成性的，而不是既定的、完成性的。我们建构仁体论说，也是以一种“重建”历史性传统的方式来领会仁体。仁体的精神是发展的，“因而仁体对于精神的显现也有一个过程，重建仁学的历史论证也同时是表现出仁体显现的过程。”今天的仁体论重建也是古来仁学连续性展开的新发展。这一发展始终走在仁体澄明学显现的路上。我想，新仁学走的还是综合创新的路，这也是中国哲学发展进程中一直存在的一种路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