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孝友人伦之形上价值。唐先生指出，中国先哲形上学的原则是，“形而上之存在，须以人生之修养工夫去证实。”并且“更较印度哲人为彻底。”⑨中国形上学的特色在于其超越之路并不求解脱世间，而是“从对于世间之若干事物，正面的直接加以肯定承担处下手。”⑩而对世间诸事物，最肯定者则为人伦关系，此亦为中国独有之价值所在。尽管东西古今之宗教家等皆重道德伦理，然中国道德形上学的特殊在于：具有人伦关系的父子、兄弟等其心灵彼此互相内在而相包涵，即古语“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和“以父母之心为心”。儒家此伦理关系另一深层次意义在于：在博爱贯通一体相互包含对方之同时，亦保有自身心灵道德的独立性与差别性。孝友之道的另一形上意义就是天人合一，因为人的降生，是自然生命演化，因缘聚会、上帝行为的结果历程，人的孝道是对此历程的回应。此为人生价值挺立的起点，由此而发的孝心是积极有为，承担世界的立足点，能够化被动为主动，通过人道的树立，来回应人生历程的开启点。由此亦可以看出先哲重孝之形上学意义较之西方、佛家等说尤有优胜之处。 中国伦理思想既不鄙弃自然世界，不将之二元化，又不美化现实世界，而是主张对现实世界的超化内在于人之心性中，人之心性又与天心天性相通，这种天人合一之学，打通了内外人己的合一，实现了主客观的贯通，走向了心性内在而神圣超越的主客合一路向。其对心的认识专注于道德之心，而不同于西方的理性之心，这是最高明的道路，西方“康德后之唯心论之形上学，与印度式之去妄归真，转识成智之佛家形上学，在此皆不免落于哲学之第二义矣。”唐君毅：《哲学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692页。如何来做此工夫，唐先生认为应当通过圣人之心来观照自我之心和天心，圣人之心也不过是人人同具之恻隐之心，不过圣人将此心量充扩至极，达到了精纯无杂，纯为天理流行的境界，遂与天心合一。 二、价值论视域下的教化儒学 1.“中国哲学从本质上说，即是价值哲学”。李景林先生是国内“教化儒学”的倡导者，他从教化-价值的角度来认识中国哲学，主张中国哲学本质上就是价值哲学。教化儒学的特色，可参看程旺：《“教化儒学”的理论系统及其展开——李景林先生的儒学观述评》，《人文杂志》2015年第7期。其理由是：就中国哲学的体系来看，其理论基础是价值判断，预设有一个至善的终极实在。它统摄了整个宇宙，人类社会的努力便是帮助整个宇宙来实现、回归这一至善境界。作为中国哲学主流的儒家哲学主张德性是至善本体，价值本体。正因为中国哲学预设了价值本体，而此本体通贯于天地人之中，因此，它兼具主体性、客体性、主客交互性。价值就超越了一种仅仅限定于人的关系范畴，它不是主体的欲望、需求，更是客观的实体范畴。此实体即是德性自身。他说： 中国哲学从本质上说，即是价值哲学。因为它的哲学体系主要建立的基础是价值判断，认为终极实在是一个至善的存在。……应该说，中国哲学中尤其是儒家哲学的主流观点，皆认为德性就是至善的本体，也即价值本体。……因此，价值不仅存在于主体，亦存在于客体，还存在于主客体的相互作用的关系中。在中国哲学家看来，价值并不仅仅是一种属人的关系范畴，更是属于实体的范畴。尤其在儒家看来，德性即是本体，德性本身即是终极价值之源。④李景林：2014年国家社科重大课题《中国传统价值观变迁史》投标书（未刊稿），第43～44、38页。 2.“价值，中国哲学的核心和辐射源”。李先生认为价值观具有双重意义：既是哲学理论的核心所在，又扎根于民众日常生活之中，直接作用改变于整个民族的精神生活面貌。“价值观是哲学的核心部分，同时也是与生活本身联系最紧密的部分。”一方面，价值学与哲学都以研究“人的问题”作为共同的主题，哲学从形上、终极的角度提供存在生活的理论依据和支撑，属于形而上的天道之学。另一方面，传统哲学的根本特质是天人合一之学，始终将宇宙与人生、天道与人道贯通一体，即天命下贯与下学上达是互为一体，相互证成的。为此，李先生提出“哲学——价值学”这一概念，来定位中国传统哲学“天人一体”之学的致思特色，突出哲学与价值学的一体，此一洞见非常契合儒家经典精神。 在中国哲学中，价值学与哲学密切关联，它们共同以“人的问题”为关注对象。一般说来，哲学更多的是从一种形而上的、对世界的终极原因的探寻方面为人的存在、生活提供理论的依据、支撑，但当中国古代的先哲们将目光从宇宙转向“人”的时候，一种探讨“天”、“人”关系的“哲学-价值学”的思考方式也随之产生，追求“天”与“人”的“合一”成为中国价值哲学的精神特质。④ 李先生还在中西哲学比较的视野下来定位中国哲学中价值的核心地位。指出“后康德时代”以来西方哲学的发展轨迹印证了哲学形上学的基础只能扎根于实践价值领域而非认知理性。“从康德以后的西方哲学发展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到，形上的观念，只能在实践的、价值的领域奠基，而不能以认知的理性为基础。”李景林：《理解与探究——李景林先生笔谈录》，《教化的哲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7页。长期以来由于受到西方哲学的影响，学界并未能树立价值问题在中国哲学中应有的核心地位。他说： 西方哲学……价值问题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但在中国哲学中，真理与价值、真实与应当、实然与应然本一体不可分。价值或存在实现的问题，乃是贯通于所有哲学问题的一个核心而非仅仅哲学的一个部分。……我们过去讲中国哲学，往往是按西方哲学的理论框架，把其内容抽象为不同的哲学部门来表述，把中国哲学中的价值问题仅仅当作其它哲学问题之外的一个问题来讨论，这就有很大的问题。一方面，它把中国哲学中“价值”这个关涉全体的根源性问题窄化了；与此相应，它也使中国哲学的其它层面的问题失去其作为“染色体”的体性规定，蜕化为一种缺失了自身生命特质的抽象概念，二者由此皆失却了其本真的意义。②③④李景林：《价值问题对中国哲学具有根源性意义》，《中国哲学中的价值观问题》（《京师中国哲学》第3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4页。 (责任编辑：admin) |